章惇得知苏程两家有仇气，就派程之才到南方担任提刑官，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案件。章惇想叫程之才报复苏轼，苏轼也有些担心。为了不出差错，他写了一封欢迎信，派苏过去迎接程之才。谁知六十岁的程之才并无恶意，反而有意消除隔阂，重修旧好，他还请苏轼给他的曾祖父写了篇传记。后来他们的关系很真诚，互寄不少书信和诗篇。

一个人想为百姓办好事，总是有办法可想的;程之才的友谊现在变成苏轼为惠州人民谋福利的手段。惠州西的博罗发生了大火，衙门和全城都烧毁了，苏轼怕地方官吏乘机剥削百姓，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不准强征民夫和百姓的货物。

苏轼看到官府收税要现金不要粮食，农民卖粮，粮价下跌，结果欠一斗的粮税，却要卖两斗粮才能交得上。他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说这是百分之百地剥削农民，要求他和税吏谈判，建议政府按照低粮价来收税。

苏轼喜爱搞建筑，曾与程之才和太守、县令商量，修了两座桥，一条横跨东江江面，一条跨越惠州的湖泊，使惠州的交通方便很多。

苏轼关心农业生产，热心推广新式农具“秧马”。这种“秧马”是他在谪居黄州期间见到的，两头翘起，中间鼓肚，象微型舟子，“马”头可以装秧苗，衣民可以坐在“秧马”上插秧，用脚划来划去，日行千畦，省力，效率高。

“小伙子，我教你做匹‘秧马’吧!用‘秧马’插秧，那可是又快又省劲!”他看到农民弯腰弓背地徙手插秧，又慢又累，就热心推广“秧马”，想叫一个年青人带头搞个试验。

他又给王太守，林知县写信，详细说明“秧马”的好处，建议以政府名义推广“秧马”。他还写了元首别具风格的《秧马歌》，用来宣传“秧马”的做法和妙用。

绍圣二年( 公元1095年)九月，皇帝祭告祖先，照例要大赦天下，但“元祐党人”都不在大赦之列。苏轼因此断绝了回归中原的希望,打算永远做个惠州人。第二年三月，他决定在风景优美的白鹤峰上盖栋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