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正月初一，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大型系列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聚焦文化经典，对话古圣先贤，目的是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典籍里的中国》的出品人慎海雄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中华文化典籍是古圣思想的载体，是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永远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河永远奔腾不息的文化密码。”

在第一期《尚书》里，弟子们跟随孔子朗朗念道：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

在历史上，《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所以学习《尚书》，就是解析中华民族之所以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解读中华文明之所以奔腾不息的文化密码，这对于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人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多人都经历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筚路蓝缕，目睹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繁荣壮大的历程。面对祖国在济民生、促和平征程中经历的一次次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乱云飞渡仍从容”，十四亿中国人民“人心齐，泰山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心中总会涌出无限的感动。

在感动之余，也不禁令人追问“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与担当？这种伟大的力量究竟源自何处？”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不只是中国人在思索着，相信遍及寰宇的有识之士都在议论着，并在对东方的翘望中等待着答案。正如当代英国汉学家彭马田所说：“除非你读《尚书》，否则我不认为你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首先看《尚书》的标题、经名。《尚书》，先秦单称之为《书》。《书》是什么意思？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则凡诸经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从事著，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

意思是说，道，本来是冲虚寂静的，就是古人所说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它本身并没有被命名，没有名字。这也就是老子《道德经》开篇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然凡是有形体的、可见的东西，都是由道而产生，物又是通过名来列举、表示，那么所有的经史典籍，都是通过物来建立名称。

物有它本来的形态，物的形态又是从事上得以显现。例如钱，是物，本来有其长方的形状，以及纸张的形态，通过商品交换这件事得以显示钱的功用。

圣贤人阐扬教义，通过言语表现事物，言语直指人心，契合人的心性，因而也能令人欢喜。把这些言语书写记录下来以显示法，所谓“文以载道”。既而书写记载的有法、有道在其中，因此将之命名为《书》。后人见到《书》源远流长，来自上世，因此称为《尚书》。

《尚书》的“尚”，意思就是上，即上代以来之书，和 “上”是相通的。可见《尚书》就是古代圣贤为了阐明、弘扬天地自然的根本大道，而采用文字传法的形式，为后人留下的一部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道理的著作。因为年代极其久远，源自上古，所以后人称之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古代天子左右都有史官，一位负责记载天子的言语，一位负责记载天子的事迹，所以天子也不敢胡作为非，因为他的言行举止都有史官做记录，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

记载天子事迹的典籍就是《春秋》，记载天子言语的典籍就是《尚书》。所以《尚书》主要记录夏、商、周各代，部分帝王与大臣们的言语。

在这些记录之中，体现了古圣先王的“天命观”、仁君治民之道，以及贤臣事君之道。

就天命观而言，古圣先贤认为：天命是由人心决定的，上天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只拥戴有德之人，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上天对人没有亲疏远近，只佑助有德之人；百姓心中没有一定的君主，只归往仁爱的君主。圣王明白这一点，他拥有天下之后，必定以爱民、养民为自己的天职。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君王爱护人民，要像爱护赤子一样，天下才能够安乐和顺，臻于大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否则，为政者如果失去德行，也就失去天命，自取灭亡。这就是“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仁君治民之道，首在正身，次在任贤。“正身”，首先要修养自身，要做到孝亲敬老，和睦亲族，“奉先思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除此之外，还要端身正意。“慎厥身，修思永”，“钦明文思安安”。还要远离各种欲望的诱惑，“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无康好逸豫”。为天下百姓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尔惟风，下民惟草”。在位者就像风一样，一般百姓就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

针对在位者在顺境中容易滋生享乐的思想，还指出“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这是讲的为君之道“首在正身，次在任贤”。

“任贤”，也有多重含义：第一以贤臣为师，要虚心听取贤臣的教导和劝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归于正道。“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以匡乃辟”。“辟”就是君王的意思，以匡正你的君王。

第二在治国上要充分任用贤臣，发挥贤臣的积极性，君主的责任只是负责寻求和任用贤才，这样就可以令政治清明，百废俱兴，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主不必亲自干预政事，“罔敢知于兹”，否则反而会令群臣懈怠而万事不举，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第三亲近贤者，远离奸佞小人，连身边的侍御仆从，都要选择能够时时监督并指出自己过失的忠贞之士，“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绝对不允许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人在身边出现，“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目的是防止受到他们的迷惑而生出傲慢懈怠之心。

为臣之道，首在正君，次在安民。“正君”就是要能及时纠正君主的过失。“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上正则下化。“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安民”则包括教民和养民两个方面。

教民要以身作则，重在感化，就是《尚书》中说的“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对极少数的顽固不化之人，以刑罚作为教育的补充。“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并且特别强调，使用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治罪犯，而是为了使人不再犯罪受刑，这就是“刑期于无刑”。“辟以止辟，乃辟”，“辟”就是刑的意思。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终止用刑，这是教民。

养民，就是以爱民、利民为唯一目的，在不损害他人和大众利益、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条件下，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充分保障，这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在《论语》中，孔老夫子也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君正臣贤，万民自化。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贤人在位，人民自然受其教化。民安则国泰，不仅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爱敬天地万物，自然风调雨顺，泽被千秋，而无遗患于后世。德风所至，万国来归，这就是大治之道，就是“德惟治”。

相反，一旦权位被没有德行而且自以为聪明的有才无德之人所占据，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这就是大乱之道，就是“否德乱”。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所谓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实现任人唯贤的制度。只要贤人在位，就能使上下齐心，各尽其责，进而造福人民，各得其所。

相反，如果不能实现任人唯贤，恶人当道，必定人民遭殃，国家陷于危亡。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弗保，天降之咎”。

而德才兼备的人才必须依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政者必须把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放在首位，这是《尚书》中的基本思想。

魏徵对《尚书》的研究十分透彻。他在编撰《群书治要》时，从《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章内，摘取了关于治国理政最精粹的内容，并且节选了孔安国的注解，内容涵盖修德、择人、任贤、教民、民生、刑罚等很多方面。

其中很多名句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言，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而且《尚书》也成为魏徵进谏唐太宗的重要参考。

比如贞观十三年五月，久旱不雨。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时，古代的皇帝都会诏令官员来上疏，提意见、建议。魏徵就应诏写了《十渐不克终疏》。他在疏文中引用《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弗敬”的古训，针对太宗“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错误思想，批评他说：“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

太宗认为百姓没有事做就容易骄纵安逸，所以要让他们劳役，这样人民就容易役使。魏徵就说：“自古以来，没有说百姓是因为逸乐而导致国家倾败的，怎么会反而畏惧他们骄纵安逸，而故意让他们去服劳役？”

太宗读后，“深加奖叹”，为了“反覆寻研，朝夕瞻仰”，又把这篇奏疏陈列在皇宫的屏障上，以示“闻过能改”。这些对话，说明《尚书》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唐朝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南。

历来注解和研究《尚书》的著作都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唐朝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朝蔡沈的《书集传》、清朝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