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八月初九，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从第二年(公元627年)起，他把年号改为“贞观”。

“玄武门之变”实质是一场军事政变，是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亲骨肉之间争权夺利，互相砍杀，这是很不光彩的。但是，这场斗争的结局对唐朝的政事，却有一定关系。李世民的才能，无论是李渊，或者是建成和元吉，都比不上。他当皇帝才有了，“贞观之治”。李渊父子四人，无论谁都是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主要看他们把国家治理的怎么样，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当上了皇帝，那倒是次要的。

唐太宗亲眼看到，强大富足的隋朝，几年之间就垮台了，这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当个皇帝，把国家治理好，是很不容易的。

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使李家的江山坐得牢靠呢?唐太宗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经常和大臣们讨论这个问题。他即位不久，有一次在和大臣们商谈治理国家时，他问道:“现在是大乱之后，老百姓恐怕不容易教化吧?”他所说的“教化”，指用政治和教育的手段，使百姓服从封建统治，遵守封建秩序。

对于他提出的问题，魏征回答说:“不是那样。长期安定，百姓生活安逸，要求比较高,那不好教化。战乱多年，百姓生活艰难困苦，倒是容易教化。这就象肚饥的人不挑拣饭，口渴的人不挑拣水一样，是容易办得到的。”

另一个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征的看法。他说:“夏朝、商朝、周朝以后，人的品德越来越坏，所以秦朝治国依靠法律，汉朝治国重视霸道。这并不是朝廷不想教化，而是教化的办法行不通。魏征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要信他那个话，必然败坏国家的大事。”这里说的“法律”、“霸道”，是指赤裸裸的暴力，比如杀头、毒打、囚禁等等。

魏征坚持自已的意见，他用历史上的例子说明，大乱之后，能够把百姓教化好。最后他反驳封德彝说:“如果说夏、商、周以前的人品德高尚，以后越来越不好，那么到了今天，人都该坏得象鬼怪一样，国君还有法治理吗?”这话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唐太宗觉得魏征讲的很有道理，赞成注重教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