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问生涯︱黑人身份如何影响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 内容： 原标题：学问生涯︱黑人身份如何影响一位历史学家的研究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于1982年开办“学问生涯暨查尔斯·哈斯金斯讲座”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来谈他的治学经历。 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问生涯》收录了1983-1993年间十位着名学者的演讲，是了解这些国际着名学者的重要资料，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本文节选自1988年哈斯金斯讲座的主讲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演讲稿，在这次演讲中富兰克林特别讲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在其治学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影响。 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1915—2009），美国杜克大学詹姆斯·B. 杜克历史荣休讲座教授，以研究美国南方历史、奴隶制等闻名，是斐·贝塔·卡帕协会（Phi Beta Kappa）、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南方历史学会的前主席。 富兰克林最为人知的作品是1947年出版并在之后持续修订的着作《从奴役到自由》。 到现在为止，该书已售出300多万册。 1995年，他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走进哈佛求学，走出哈佛为师1931年，我得到学费助学金，上了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 其间的种种遭遇，让我头脑清醒了不少。 首先，我遇上了至少二十位美国一些顶尖高中的毕业生，全是那种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尖子生。 我在图尔萨的高中成绩虽稳居第一，可到了纳什维尔，就一点也不算什么了。 有个从戴顿（Dayton）来的聪明孩子，第一学期课程清一色的A，而我只得了两个B和一个C+。 大家可以想见我当时的气恼。 我分数不高，也情有可原，因为我要打三份工，才能支付我的生活费。 而且我百分之百肯定，我之所以得了个 C+，完全是因为“当代文明”这门课的助教打分极为随意。 我现在想起来还怒火中烧，如果有人还愿意听听我的情况，我会坚持找人复查考卷，然后给我重新打分！ 当时安慰我的是一位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尖子生，她是我女朋友，后来成为我妻子。 在此之后四十七年时间里，她总是同情地聆听我抨击这门课程的不公。 她完全有理由表现得如此大度，因为她得了 B+。 另一件让我头脑清醒的事，是在纳什维尔碰到的第一场种族对抗。 在市中心的电车售票窗口，我当时身上只有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就给了窗口里的人。 我道了歉，还解释说，身上没有零钱，他找钱的话，怎样都行。 他竟然破口大骂，用了下作的种族歧视的字眼，他还对我说，找钱这事，黑鬼甭想对他指手画脚。 他又说了类似的话，就开始找钱。 十九块七毛五，他给我的全都是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硬币。 从那天开始，直到我毕业，我都很少去纳什维尔。 就算我去了，我也从不一个人去。 这差不多是一个十六岁孩子能容忍的极限了。 几年后，有一伙白人无赖把一名年轻的黑人从校园边上一幢房子里私自劫走，殴打致死，我就又回忆起我这段经历，依然是无助的感觉。 我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我向市长、州长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我们心中的痛苦和悲愤，无从化解，考迪·契克（Cordie Cheek）也不能死而复生。 而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不过是骑车时撞倒了一个白人孩子，孩子其实只受了点轻伤。 还有一件事不仅让我醒悟，也让我震动，那就是大学一年级期末时，我发现我父母失去了房子，搬进他们以前建造的四家合住的公寓楼里。 我知道全国都在经历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激增，我父亲做律师这一行非常不景气。 但大萧条会给我和全家带来如此困窘的局面，我实在没想到，坦白说，我一直都没有缓过劲儿来。 我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还清欠债，因为这个念头，我到现在还坚持“见账单、必还清”的原则。 但当时，我即使想这样，也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的大学生活虽然忙乱，却还愉快；虽有些单调乏味，但终有收获；日子虽然过得苦，但还快乐。 大部分课程都很严格，我所在的大学在“南方大学、中学联合会”的评估中，被评为优等，这让所有人都很自豪。 教师整体而言，水平一流，他们对自己的教学、对毕业生都感到骄傲。 学生全部是黑人，偶尔有白人交换生或特殊的学生，而教师当中，黑人、白人基本上各占一半。 我们从未想过教师当中黑人和白人各占多大比例，这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兴趣。 我已打定主意要读法学院，所以大学本科如同走过场，我对本科专业没有多大兴趣。 我想选英文作专业，但教过我大一英文的系主任劝我不要选，因为他觉得我永远不会自如地使用英文。 他是美国文学的权威，专治南方海岛（Sea Islands）说格勒语（Gullah）的黑人文学传统。 几年后，我的论文被《黑人史学刊》（Journal of Negro History）评为最佳论文，我获得“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这位系主任恰好是评奖委员会主席。 我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我选历史为专业完全是偶然。 历史系系主任西奥多·S. 库里尔（Theodore S. Currier）是个白人，我上的那门倒霉的“当代文明”课就是他开的。 他的讲课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所以我决定多上他的课，多听听他怎么讲。 我上大二那一年，选了库里尔教授两门课，他显然注意到我对历史问题、历史进程，以及他的讲课都有浓厚兴趣。 很快我们就熟识起来，后来结成深厚的友谊。 再后来，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学习法律、当律师的计划，改为学历史、写历史、教历史。 我想对这一领域了解更多，结果促使他开了新课，包括讨论班，这些课主要针对我。 他已经对我满怀希望，想让我进哈佛，他就是在那里读的研究生。 我也这样想，但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席卷天下，抱有这样的希望实在不现实。 我的平均绩点很不错（那个C+害得我毕业时未能获得特优生 [summa cum laude] 的荣誉），老师在推荐信里强烈推荐，所以我申请了哈佛文理研究生院。 哈佛要求我先考一个水平测试，那应该就是GRE的前身。 考点设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就在纳什维尔城里的另外一头，我从没去过。 我到了考试地点，坐定，监考的人（应该是个教授）竟然把考卷扔给我，这一举动不像是欢迎我，也不像是鼓励我。 我考完试，想不到分数很高。 我离开考场时，一名黑人看门人走到我面前，告诉我，他已经在此工作多年，我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位和白人坐在同一间屋子的黑人。 当年菲斯克大学的评估结果也很重要。 美国大学联合会将菲斯克列入他们认可的单子上。 因为我的母校刚刚获得认可，哈佛无条件录取了我。 一个从历史上只招收黑人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未在哈佛读过本科，能被哈佛研究生院录取，这在哈佛是头一遭。 但是，哈佛没有给我奖学金，他们还不敢冒这个风险。 被哈佛录取是一回事，能去上学则是另一回事。 我父母除了祝福，只能给我一小笔钱。 我想法回到纳什维尔，泰德·库里尔告诉我，我不能仅仅因为没钱就不去上哈佛。 他去了纳什维尔一家银行，借了五百美元，送我上路。 我于1935年9月到了坎布里奇市（Cambridge），不久我就在学术、经济、社会各方面稳定下来。 在菲斯克大学，为了满足哈佛的要求，我甚至选了两门外语课，在库里尔的讨论课上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写研究论文。 在菲斯克，我做了四年图书馆馆长秘书，已经掌握了如何充分使用工具书、目录和手稿。 甚至见到我的导师老施莱辛格（A. M. Schlesinger，Sr.）时，我都一点也不感到畏惧，和他讨论我的计划和安排，我感到很放松。 我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解决了晚饭问题，又找到一份打字工作，负责把论文和讲稿打出来，这时我感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 我和一家黑人住在一起，从查理·休斯顿（Charles Houston）和罗伯特·威佛（Robert Weaver）时代他们就把房子租给黑人学生，但和那些从不对我摆架子的白人学生，我都广泛接触。 但我也知道轻重缓急，我意识到从我上初中开始，我在学业上就落后于别人。 我必须向我自己和我的老师证明，“美国大学联合会”将菲斯克大学列入被认证的学校，是有道理的。 我用了九个月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获得奖学金，用这笔钱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那时的哈佛没有几个黑人学生。 我入学时，有一位黑人学生正写法国史的论文。 就像在挪亚方舟里一样，法学院有两名黑人学生，动物学系有两位，哈佛学院有两位。 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各有一位，医学院和商学院一个都没有。 我碰上的最令人痛心的事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反犹情绪。 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了一个“亨利·亚当斯俱乐部”，我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有一次我被指派到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名下一年的干事。 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这件事可以看作一个小小的伎俩，为的是确保我不会担任负责人。 有一位最活跃、最聪明的研究生，我提名他担任俱乐部主席，但反对的意见是：虽然他身上没有犹太人那些让人讨厌的特征，但他毕竟还是个犹太人。 我从未听到有人会这样说其他人，对于说这话的人、对于容忍这种观点的这个组织，我都不再有任何敬意。 俱乐部绝大部分成员最终都没有拿到学位，而那位犹太裔成员却成了20世纪前50年里获得哈佛美国史学位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学习的进程让人满意，但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老师很少和学生见面，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对这样的体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觉得我有些同学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指导。 我在哈佛第二年刚开学时，系里一名非常杰出的教授当着我的面，辱骂一位从外校来的交换生，把他赶出办公室，因为这名学生第一次提的问题表述非常差劲。 另一位教授对我承认，有一个论文答辩委员会毙掉一名博士生，理由是：他长得不像个哈佛博士！ 答辩委员会通知这名学生，他必须再上四年学，才可以申请论文重审，这名学生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图书馆，开始服他的四年徒刑。 到了这种地步，委员会主席只好被迫通知这名学生，他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继续研究生的学业了。 我是 1939 年春天离开哈佛的，在坎布里奇多待一天我都不乐意。 我无意冒犯我的导师，或者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其他成员。 他们建议我寻找其他经济资助，但我很客气地回绝了。 我觉得我该教点儿书了，一边工作，一边完成论文。 我在哈佛第一年之后，已在菲斯克大学教过一年书了。 我备了五门课，涉及完全不同的领域，听课的学生有二百多人，从教学当中我学到的历史，要比我在菲斯克，甚至在哈佛上学时还要多。 我很早就发现，教书自有一种特殊的回报。 我多年的教学经历充分证明这一结论。 五十二年以来，我教过书的学校有菲斯克、圣奥古斯丁学院、北卡罗来纳学院在达勒姆的校区（North Carolina College at Durham）、霍华德大学（Howard）、布鲁克林学院、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我还在国内和国外其他学校做过短期访学。 自从我打定主意投身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之后，我就对我的职业倾注了全部心力，对其他职业选择毫不关心。 有一所只招黑人学生的文理学院，规模不大，但声望很高。 我入行不满十年，正在写第二本书，这所学校的校长邀请我出任该校的院长。 这样的事我心里早已想了很久，但从未有机会表达出来，在这一刻我是这样回复人家的：我感谢他的好意，但礼貌地回绝了他的邀请，理由是，我在历史领域的研究排除了我担任大学行政工作的可能性。 那位校长接到我的信之后，给我发来电报，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赶过来，解释一下为何希望我担任这个工作。 我们聊了三个小时，我有充足的机会向他反反复复说明，我决心一直当一位历史教师和历史学家。 每次我这样做，都让我更加坚定，绝不改变我的职业生涯的规划。 我觉得他最终确信，他让我出任院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从那天起，不管谁再提起这个话题，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对当院长、校长、大使都没有兴趣。 我决定一直做一名历史学者和教师，从没有后悔过。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世界上最激动人心，或者最让人满足的事，莫过于教那些聪明好学的本科生。 让人困惑也让人沮丧的是，在霍华德大学，曾有学生抱怨，我布置的长篇作业并没有考虑到，他的人民摆脱奴隶制只有八十五年。 在布鲁克林学院，有一位本科生问我能否推荐额外的阅读材料，因为我第一天上课时发给大家的教学大纲，上面的书他已经全看过了。 这让我感到头脑清醒，也感到了挑战。 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时，有一件事让我很安心。 有些学生在一个法定节日还来上课，只因为我在课程安排上忽略了，忘记写明这一天是节日。 有时，和学生的接触让人精神振奋，甚至有趣，比如杜克大学的学生，我本来安排让他们来我家吃饭，顺便聊聊学习，他们则请求我换个日子，因为时间跟杜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篮球赛冲突。 哈里·戈尔敦（Harry Golden）会说，只有在美国，才能找到这样“胆大妄为”的本科生。 在我教书生涯中，有一度我意识到，我对研究和写作如此痴迷，或许我永远无法把我所有感兴趣的东西统统写出来。 如果我能带出一批研究生，他们能承担比如奴隶制、自由身份的黑人、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及其倾覆这些研究课题，那我自己的成就感就能无限制地扩大。 1964 年，我从布鲁克林学院转至芝加哥大学，主要因为这个想法。 在后来十八年当中，在芝大我指导了三十篇博士论文，这些学生后来出版了十好几本书。 考虑到芝大在博士学位的年限上非常宽松，所以很有可能在我退休之后的八年里，我本还可以带出更多博士生，他们会出版更多书。 与此同时，我在另一所机构—杜克大学法学院，继续沉醉在教书的快乐中。 走出书斋的“黑人”社会活动家即使我不愿意，我仍旧不可避免要成为社会活动家。 我曾被俄克拉荷马大学拒之门外，无法进该校研究生院。 当“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请我为里曼·约翰逊（Lyman Johnson）做专家证人，我深感荣幸。 他当时正申请进入肯塔基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 其实很容易证明约翰逊在较差的肯塔基州立黑人学院（Kentucky State College for Negroes）里得不到在肯塔基大学同样的训练。 约翰逊后来被录取。 对我来说，这是对俄克拉荷马以及肯塔基种族隔离的又一次打击。 肯塔基大学把一位历史教授请出来作证，问他教黑人学生有何感受。 他冷静地回答道，他教的不是黑人，他教的是历史，这是他乐于从事的工作。 辩方的论点一下子就垮了。 后来，“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NAACP Legal Defense Fund）谋求消除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瑟古德·马拉沙尔（Thurgood Marashall）请我加入法律专业之外的研究团队。 1953 年夏末和秋天，我每周都从华盛顿跑到纽约，从周四下午一直工作到周日下午。 我写历史文章，协调其他研究成员的工作，参与律师经常举办的讨论会，为他们处理的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知识。 我离家在外，以 Algonquin 旅馆为家，没有什么时间休息。 但每次我走进这家旅馆，就仿佛能看到塔卢拉·班克海德（Tallulah Bankhead）、阿格尼斯·德米勒（Agnes DeMille）或者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这几位名人曾是这家旅馆的常客。 历史学家与所有人不同，不管多么重大的事件，不管他多么心动，都不应该夸大自己的角色。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我参加了 1963 年华盛顿大游行，成为二十五万人中的一员。 但我并没有在场，却在做一件更有趣的事。 因为那一年我在剑桥大学担任“皮特讲座教授”（Pitt Professor），对于BBC电视台来说，我差不多算是一个资源。 我上了理查德·迪波比（Richard Dimbleby）的一档流行节目《全景》（Panorama），我努力向英国观众解释詹姆斯·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想进密苏里大学时发生了什么事。 我猜在我的语调中，也有那么一点点鼓吹的意味。 1963年夏天，我给英国观众做了一回导游，BBC的节目叫“华盛顿大游行指南”。 节目中穿插马尔康姆·X（Malcolm X）、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A. 菲利普·兰道夫（A. Philip Randolph）以及其他人的短片，我再次向观众解释为什么这次大游行是美国种族关系历史的一个进步。 最终，1965年，我亲身参加了塞尔玛（Selma）游行。 有些爱杜撰的作家说我和马丁一同游行，其实没有。 我怀疑马丁是否知道我也在场，因为我在队伍的后面。 我没有参加达拉斯郡佩图斯桥（Pettus Bridge）的游行，但参加了蒙哥马利市郊圣裘德市（St. Jude）的游行。 我感到自豪的是，曾和三十多位历史学家一同游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表达反对美国的种族偏见。 我要声明，当我看到人行道上、窗户里、商店里的人们怒视我们的仇恨的眼神，我非常害怕，怕得要命。 这比我预料的严重多了。 一旦我们付出努力来推动立法工作，或者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或者影响政府部门的选择，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 1987年，我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我与来自其他领域的人一道，反对参议院核准任命罗伯特·H. 博尔克（Robert H. Bork）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 我做了一个我自己认为相当冷静、充分的陈述，我告诉美国参议院法律委员会，“在这位被提名者的作品、教学和裁决中，看不到他有任何诚意来消除种族问题，甚至连缓解种族矛盾的诚意都没有”。 因此，当听到美国总统宣布，反对核准任命博尔克法官的人乃是“实施私刑的暴民”，我深感震惊。 针对所有公民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些人不过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完全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抨击。 作为一个黑人历史学家，除了针对一般事务会有自己的主张之外，必定还会有个人的奋斗目标，并会带来相应的行动。 1939 年春天，我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Raleigh），去州立档案馆做研究。 但是馆长告诉我，设计档案馆时，建筑师没有料到会有黑人来这里做研究。 馆长是耶鲁的历史学博士，可能因为他看到我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所以他才提了一个建议。 如果我能等一周，他会想点办法。 我一言不发，深表怀疑，于是他把时间又缩短了一半。 我从周一等到周四，然后再回到档案馆，有人陪我来到一间小屋，里面配备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后面四年中这就是我独自使用的办公室。 （我需要赶紧加一句，我写论文的时间不到四年。 我第二年就写完了，但我在圣奥古斯丁学院教书期间，一直还在那里做研究。）馆长还给了我手稿收藏部的钥匙，这样就免得请白人馆员把我需要的手稿交给我。 这样的做法仅仅持续了两周，白人研究者抗议这样的区别对待，要求把特藏部的钥匙要回去。 馆长没有理睬他们的要求，他把钥匙从我这里要回去，命令馆员为我服务。 要想展示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的种种古怪之处，莫过于图书馆和档案馆。 仅仅在罗利市一地，就有三种不同政策：州立图书馆在书库里特意放了两张桌子，供常来的黑人读者使用；州最高法院图书馆没有种族隔离；而我们刚刚看到，档案馆则是遇到问题，就设法解决。 在阿拉巴马和田纳西州，州立档案馆对读者没有种族隔离，而路易斯安那则有严格的政策，黑人读者全部被排除在外。 1945 年夏天，路易斯安那州图书馆馆长允许我使用手稿特藏，因为当时图书馆已闭馆，为的是庆祝美国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专治政府和种族偏见。 我在别处也说过，研究南方历史对我来说是个奇怪的工作。 二战中断了很多年轻学者的工作，我却没有体验到任何延迟。 就在这时，对于我的祖国在海外抗击偏见和暴政是否真诚，我心里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对这些疑问的解答，让我不再相信我们国家和领袖的诚实。 我反感用枪和手榴弹打仗，我寻求适当的机会来发挥我的特长和技术。 美国于1941年参战，我那时已经获得博士学位。 我知道有几名白人学生没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与美国陆军部签约，作为历史专家。 我也向陆军部提出申请。 陆军部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 我当时住在罗利，海军发出紧急通知，急需人手做办公室工作，并会授予入选者士官的军衔。 我响应号召，但负责招募的人说，我所有条件都满足，但肤色是个问题。 我由此得出结论，这根本不是什么紧急状态，并把我的感受告诉了招募者。 当征兵局命令我去医务处验血，医生不让我进他的办公室，而让我坐在大厅的凳子上等。 我拒绝了，并坚持让征兵局的职员对我以礼相待，她反过来则坚持让医生立刻接待我。 到了这时，我已确定，美国并不需要我，而美国也不值得我去爱。 战争剩下的日子里，我瞒过征兵局，包括在北卡罗来纳黑人学院取得教职，而这所学校的校长就在“征兵上诉委员会”里供职。 即使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事，都为我的祖国感到羞耻，不仅仅因为它对我所做的，还因为它对那一百万在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状态下在军中服役的黑人兄弟姐妹的所作所为。 我们必须记住，不管他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如何，做一名黑人学者并不能让你免于一个社会和其中大批顽固分子强加到黑人身上的羞辱和轻贱。 我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在1956年，我去布鲁克林学院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系里有五十二名白人历史学家。 我取得这一职位，当时新闻界大肆报道，《纽约时报》头版有报道，还附了照片。 可当我想买房子时，布鲁克林学院附近的三十多位房地产经纪人，没有人愿意带我看房。 结果，我不得不直接找卖房的房主，到他们家里看房。 看了几家之后，我们相中了一所住房，但我的钱不够买房。 我的保险公司曾自豪地宣传自己有五千万美元，如果投保的客户有购房需求，可以贷款。 可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公司不会贷款给我，因为我想买的房子已经越过黑人通常居住的区域好几个街区远了。 我退了保险，我的律师（他是个白人）帮我从银行贷款。 纽约所有银行都拒绝了我，只有一家同意，因为我当律师的父亲有些熟人。 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我们最终搬进了新家，我估摸关于找房子花的时间，我都可以写一篇长文，甚至一本小书了。 种族歧视产生的代价，不仅仅是造成了所谓激进左派的主张。 这些代价与许多黑人忍受的冷遇、侮辱，或者歧视一样真实。 许多年前，我初出茅庐，决定要想保持学习进程不断推进，需要写不同种类的历史书，哪怕你固定在同一个领域。 我认为应当写一部专着（monograph），一部概论，一部传记，一部断代研究，编辑一些史料以及其他作者的着作，这样才能提高对这个领域的理解。 事实上，我并没有系统地逐一实现上述目标，但近来我出版了乔治·华盛顿·威廉姆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的传记，我相信我达到了目的。 我刚刚开始把这个过程再来一遍，我正准备写一部讲述逃亡奴隶的专着。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代表作《从奴役到自由》我很早作出了另一项决定，就是只要有可能，就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为的是要保持历史教学和写作有生动、新颖的视角。 正因如此，我才偶然进入美国黑人史这一领域。 我从未上过这方面任何正式课程，但这一领域吸引了我那一代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吸引了下一代更多的学生。 进入一个领域，甚至偶然闯入一个领域，竟能改变人的一生，这真是不可思议。 最近，我对女性历史产生兴趣，刚刚过去的冬天，我做好准备，作了三次讲座，总的题目是“妇女、黑人和平等：1820—1988”。 不用我多说，对于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习体验。 也请大家放心，尽管我学到很多，但我并不指望在女性史的领域写出划时代的论文和着作。 我从国内、国外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 各种历史协会和其他学术团体的年会让我受益良多，其中五个协会曾选我做会长，使我有机会教学、做领导工作。 这些协会的刊物让我得以了解学者的最新发现，也刊登了我一些文章。 很早我就知道，学术研究没有国别界限，所以我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史学家和学者建立了友谊和合作。 1951 年我在“萨尔斯堡美国研究讨论班”（Salzburg Seminar in American Studies）讲课，从那时起，我一直像学生一样在学习，而且我还提倡：交流思想比互射子弹更加健康，更具建设性。 我在富布莱特董事会做了七年董事、三年主席。 在这些工作中，你会了解世界各地人们的共同点。 当我们知道，善和真理、才能和学术，并没有被美国和西方世界所垄断，我们就能开始理解改造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学问生涯中，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课。 发布时间：2026-03-09 09:20:49 来源：奇闻网 链接：https://www.qiwentop.com/lishi/20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