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武则天的政绩和管理方略 内容： 武则天的政绩 一、破格用人（一）广开入仕之门武则天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她懂得仅仅依靠严刑酷法，只能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压制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舆论，但并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因此，她一方面以禄位收天下之心，同时，使自己的政策更加顺应广大地主官僚的要求。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般地主大量涌现出来，他们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势力以后，便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权势，以便保护和借以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 地主士人要求做官的越来越多。 唐代一般地主可以通过杂色人流和科举及第获得做官的资格，但真要获得一个官职是很不容易的。 杂色人流，主要是通过勋官上番和流外人流。 高宗、武则天时期战争不息，获得勋官的人很多，但由于他们缺少文化，上番期满后，很难通过考试，因此，勋官很少能获得出身。 流外人流者，在担任中央各官府的掌固、亭长、佐史、府史，令史以及诸仓、关、津的计史、府史和诸牧、苑囿的监史等流外官后，首先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升上去。 流外官九品，三年一转选，如果从最低一级九品开始，需二十七年才能获得人流的机会，即使从六、七品开始，也需要二十年上下才能人流。 人流后，升迁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 科举出身虽可位至高官，但录取名额很少，尤其是进士科，贞观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高宗、武则天时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 一般地主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第可以凭借，在考试上处于不利地位，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 高宗时常举出身的十名宰相中，其中进士八人，明经二人，贵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县令子二人，出身于父祖没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二人。 录取名额虽然有所扩大，一般地主子弟及第的也有所增加，但是应举的人也更多了。 即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最后还要通过“应选”才能获得官职。 高宗、武则天时期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员只有四、五百人，而获得做官资格即人流的“年以千计”，加上其他候选的官吏，每年到长安应选，等待分配官职的就大大超过此数。 “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 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等待，才能获得一个官职。 一般地主子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后，升迁也是极为困难的。 唐代官吏每年进行一次考课，在任四年中每年的考第都是中中，应选时才能进一阶。 一个从九品下阶的小官，每考每中，每选必中，也需要六十四年才能进入五品。 至七品，共八阶，也需要三十二年。 而贵族和高级官吏的子弟，由于享有门荫的特权，还是小孩子，就做上六七品官，系上了银腰带；尚未成年，即位至五品三品，穿上了朱色、紫色的袍子。 完全垄断了通往高官的道路。 在上述情况下，一般地主子弟对贵族高官子弟借荫得官，垄断仕途是深为不满的。 唐朝初年，他们积极从军作战，通过战功获得勋赏、土地，甚至做到五品以上官。 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战争频繁，打得越来越不顺手，不仅勋赏不行，甚至夺赐破勋。 既然打仗得不到什么好处，还有丧身的危险，所以，一遇征兵，地主富户就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地方官吏以逃避点检。 这样做在经济上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唐代只有官吏才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九品以上官可以免除本人的赋役，五品以上官则可免除全家的赋役，官位越高，免除的范围越大。 也就是说，经济上的特权只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以后才能获得，而政治地位获得以后，又可以之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 正因为如此，大量涌现出来的一般地主，没有做官的，要求进入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做官的，要求迅速升迁；已经做到七品以上中级官吏的，要求进入高级官吏的行列。 总而言之，都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势。 武则天在上元元年（6 7 4年）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中的“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要求。 但不能说这时她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矛盾，同时，就其当时的地位，她也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客观上满足了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的要求，而从武则天来说，则是为了取得地主官僚对她的支持。 对于谋求官职的一般地主来说，武则天广开入仕门路。 垂拱元年（68 5年）武则天“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成令自举”。 凡是有才能者，都可以自我推荐，以求进用。 天授元年革唐命后，又派存抚使十人分巡各地，“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 没有考上明经、进士的士人，以及农村的教书先生都被举荐上来。 长寿元年一月，武则天亲自接见存抚使所举人，不问贤愚；一律破格加以任用。 正额安置不下，给予试官名义，高的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待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 当时有人作讽刺诗：“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 ”意思是说补阙、拾遗已经多到可以车载斗量，耙子推来推去，推出了一大堆侍御史，模子翻来翻去，翻出了好多的校书郎。 举人沈全交续诗：“糊心存抚使，眯目神圣皇。 ”存抚使吃了浆糊，糊里糊涂，连圣神皇帝也眯了眼睛，分不清贤愚。 此事被新提拔的御史纪先知当场抓住，便弹劾他诽谤朝政，请先在朝堂杖打，然后交给法司处理。 武则天听后笑道：“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 ”只要你们不滥，何必怕别人说闲话呢。 十道存抚使搜罗上来的多为下层失意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下层官吏。 至于那些文化不高或者没有文化而又急于仕进的地主阶级中下层，也可以通过杂色人流、自荐甚至告密等途径进入仕途。 （二）赐勋阶对于广大官吏，主要是赐阶勋。 睿宗即位（6 84年2月），改元文明，赐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勋两转。 垂拱二年（6 8 6年）正月大赦，赐内外官勋一转。 证圣元年（6 9 5年）刘知几上表说：“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 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 ”“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便迁。 或言少一品未脱碧衣，待一阶方被朱服，遂乃早求笏带，先办衫袍。 今日御则天门，必是加勋一转；明日享宣阳观，多应赐给一班。 既而如愿果谐，依期必获。 ”这说明，自文明以后，赐阶勋是每年都要进行的。 尽管刘知几建议不要滥赐阶勋，但赐阶勋仍继续进行。 登封元年腊月又制内外官三官以上通前赐爵二等，四品以下加两阶。 唐代文武散官均为九品二十九阶，四考中中，始能升一阶。 表现好的，有一中上考，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但这终是极少数。 按部就班升上去，即使有门资的三品子孙，由从七品上阶出身，升入五品，需经过六阶。 如果表现一般，每考每中，至少也需要二十四年。 其他官员子弟和通过杂色人流和科举出身的，所需时间更长，而武则天每年给官员赐阶，让他们普遍升级，虽然他们所担任的职事官不一定改变，但地位和俸禄却是迅速提高了。 有些人出身不到十三年，就做到了五吕，不到二十五年就进入三品。 赐阶大大提高了官员升迁的速度，特别是中级官吏升为高级官吏的速度。 赐勋对于低级官吏的意义更大。 唐代勋官共分十二转，由最低的武骑尉（比从七品上）到比从五品上阶的骑都尉，只需要四转，只要经过五次赐勋，八、九品的散官、职事官都可以在服色、持笏、官当等方面享受五品以上官的待遇，这也就是刘知几在所上表中所说的：“至于朝野宴集，公私集会，绯服（四品深绯，五品浅绯）众于青袍（八品深青，九品浅青）；象笏（五品以上象笏）多于木笏（六品以下木笏）。 ”此外，二品勋官子有荫，三品至五品子可充当品子，只要能获得五品以上勋官称号，就为下一代做官创造了条件。 因此，赐勋虽不升官，但能迅速提高社会地位，并享受某些政治经济特权，这对于急于扩大自己政治经济权势的中下级官吏来说，自然是意外的收获。 对高官子弟，还经常利用南郊祭圜丘、祠明堂、拜洛、封嵩岳等各种庆典仪式，取弘文生、国子生为斋郎，到时帮着捧一捧祭祀的礼器，过后“皆令出身放选”。 弘文生三十人，国子生三百人，只有三品以上亲贵子孙才能充任，一部分国子生亦可由太学生升任。 因此，其中也包括五品以上通贵子孙。 垂拱以后，盛典鸿休，每次都有一批高官子弟通过担任斋郎获得出身，取得官职。 这样一批接着一批，“因藉际会，入仕尤多”前后不可胜数。 这也是武则天能够取得高级官吏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开制科通过上述各种办法，解决了一部分地主士人进入各级政权的问题；各级官员官阶亦可有所升迁。 但是仅用这些办法还不能解决那些富有文学才能和卓越政治才干，以及知识层次较高的人才的选拔和迅速升迁问题。 为此，从垂拱四年起，武则天继续举行制科，其中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688 -691年）和长寿三年至万岁通天二年年)都是连年举行。 前一个四年，恰好是武则天称帝前后，大开制举是她以禄位收天下人心政策的一部分。 永昌元年（6 8 9年）贤良方正科，进士出身的青城县丞张柬之前往应举，同时对策者有一千余人。 说明知识分子确是被武则天调动起来。 后一个四年则是在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革命成功之后，恐怖政策开始终结的时候，除了收取人心，从科目设置有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科来看，选拔政治人才的色彩更加浓烈。 由于制举可以一再应举，每次中举，都可升官，同时制举及第者可以破格提升，这样就给那些文化程度高，政治素质好的士人和官吏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升迁之途。 （四）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武则天以上措施并不能同时把更多的地主士人吸收到各级政府中去，但是，由于破格用人，迅速升迁，这就打破了贵族和高官子弟对高级官位的垄断，使一般地主和中小官吏的子弟有可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 武则天称帝期间，宰相中明经出身的十人，其中狄仁杰、李昭德、姚涛、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璟、崔玄玮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 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峤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其余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 科举出身的宰相中，普通地主和中下级官吏家庭出身的，开始占据大多数。 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 “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 对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很严格的，不称职的，不仅要罢官，严重的还要杀头。 在大量一般地主涌入朝廷的情况下，怎样有效地控制这些暴发户，使这些急功近利者不能为所欲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严于课责，把他们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而对真有才能的则进用不疑，迅速把他们提拔到负责的职位上去。 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整个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较高的办事效能。 官吏虽然“进退皆速”，不能长期安于其位，但是，地主人仕面却因此而扩大。 唐代官吏被罢官分为几种情况，除名者官、爵悉除，六年后降若干阶重新叙阶，如原为正四品散官，重叙为从七品下阶。 免官者职事官、散官和勋官统统免掉，三年后降二等叙阶。 免所居官者，一年后降一等叙。 总之，只要不被杀头，罢官后，官的身分最终都可以保留下来。 进退愈速，入仕面愈大。 地主的入仕的人数，较之正常情况下就大为扩大了。 他们获得了官的身份，社会政治地位相应提高，在地方能与地方官平起平坐，在乡里可以对农民作成作福。 一般地主兼并土地，扩大经济实力，由此获得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障。 发布时间：2025-06-12 09:36:41 来源：奇闻网 链接：https://www.qiwentop.com/lishi/86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