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女性的最高统治者的武则天，重用酷吏、男宠和武氏子侄，好像是事所难免，但毕竟是她在政治上欠缺的一面。因此遭到当时和后来的一些史学家们的非议。然而，在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间，的确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秩序大致安定，百姓还算过得下去。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也就是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全国户籍册上只有三百八十万户，可是到了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已经发展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可见当时的生产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则天统治下的政治状况，虽然比不上唐太宗贞观时期，但确为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使它成为唐朝的极盛时代。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较好的局面，当然和则天推行的政治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则天重视农桑，在某些地区施行了屯田制度，并且很重视选拔有能力的官吏。在选拔人才时，她不拘资历，不问门第，对于确有治国之才的人，多给以信任和重用。比如，对狄仁杰等几个有名的宰相，就是如此。

狄仁杰，并州(今山西省)太原人。仪凤年间(公元676年--679年)，做大理丞(掌管刑法的官)， 到任一年，就处理了二万七个遗留案件，而且没有一人讼冤。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由于失误，砍了唐太宗坟上的一棵柏树。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不管什么原因，毁坏皇帝坟上的树木，都是一个大罪名，因而唐高宗立即命令将权善才斩首。可是狄仁杰却上奏高宗:“权善才由于一时疏忽，砍了太宗坟上的柏树，不应给以死罪，给以免职的处分就行了。”高宗大怒道:“善才砍了先帝坟上的树，让我落下了不孝的罪名，如若不把他杀了，来叫我怎样对得住先帝呢！”旁边的人见高宗发了牌气，便使眼色让仁杰赶快退下朝去。可是，仁杰不但不走，反而进奖步申辩道:“国家制订的法律，是让大家照着办。按照法律，善才并没犯死罪, 却要杀他，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呢?陛下如果为了一棵树，就轻易杀掉一个将军，那么，千年之后，人们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皇帝呢？正因为如此，臣不敢违抗法令把善才杀掉，让后世说陛下是无道的昏君。”高宗听了仁杰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却感到他说的确实在理。于是，便免除了善才的死刑，不久，又提升仁杰为待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