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那段英雄辈出、战乱频仍的历史中，王异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却常被忽视的女性。她以坚贞、智谋与复仇的执念著称，而其对马超的深切仇恨，更是贯穿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这段仇恨的根源，既是个体命运的惨烈崩塌，也是乱世中人性的扭曲与抗争的缩影。

一、仇恨的起点：马超叛乱，冀城陷落

王异的仇恨始于建安十七年（212年）的冀城之变。彼时，马超因不满曹操的统治，联合韩遂等关中军阀起兵反曹，率军围攻凉州刺史韦康驻守的冀城（今甘肃甘谷东南）。

马超的军事行动：马超以“复仇”为名（其父马腾被曹操征召入京为卫尉，实为人质），却趁机割据凉州。冀城作为凉州战略要地，成为他争夺权力的关键目标。

韦康的困境：冀城被围八月，粮草将尽，外无援兵。韦康多次向夏侯渊求救无果，最终在马超的威逼下开城投降。

马超的背信弃义：按惯例，降者应受保护，但马超为立威，竟杀害韦康及其幕僚，彻底背弃了“不杀降将”的道德底线。这一暴行成为王异仇恨的直接导火索。

二、血色悲剧：王异家族的灭顶之灾

王异的丈夫赵昂时任冀城参军，是韦康的幕僚之一。马超的屠刀不仅斩向韦康，更将赵昂一家卷入深渊，而王异与儿子的遭遇，堪称人间至痛。

赵昂的反抗与被囚：赵昂因反对马超屠杀韦康，被马超囚禁。马超试图拉拢赵昂为己所用，但赵昂表面应承，暗中与妻子王异策划复仇。

王异与儿子的生死劫：

儿子赵月：被马超扣为人质，送往南郑（今陕西汉中）作为牵制赵昂的筹码。王异深知儿子性命危在旦夕，却无力救援。

自身遭遇：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松之注引《列女传》记载，冀城陷落时，王异为表忠贞，曾“饮药自杀”，虽被救活，但此后“披发徒跣”（披头散发、赤脚而行），以示对马超的蔑视与抗争。

家族覆灭的绝望：马超的暴行导致赵昂家族多人被杀，王异目睹亲人惨死，自己与儿子沦为阶下囚，仇恨的种子在绝望中彻底发芽。

三、隐忍与复仇：王异的智谋与行动

王异并未被仇恨冲昏头脑，而是以惊人的隐忍与智慧，成为赵昂复仇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她的行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伪装顺从，麻痹马超：

王异深知马超多疑，若直接反抗必遭杀害。她故意表现出对马超的“顺从”，甚至在马超拉拢赵昂时，以“忠义”为名劝丈夫“暂且忍耐”，实则暗中联络曹操旧部。

她的表演如此逼真，连马超都未起疑，为后续行动争取了时间。

策动祁山之变：

建安十九年（214年），夏侯渊率军救援凉州，王异与赵昂趁机在祁山（今甘肃礼县东）起兵，切断马超后路。

战斗中，王异不仅为士兵缝制战旗、鼓舞士气，还亲自参与谋划战术，成为赵昂的“智囊”。

儿子赵月的牺牲：

马超得知祁山叛乱后，怒杀赵月以泄愤。王异虽悲痛欲绝，却未动摇复仇决心，反而将仇恨转化为更强烈的斗志。

最终，马超因腹背受敌，被迫弃城投奔张鲁，凉州重归曹操控制。

四、仇恨的深层：乱世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抗争

王异对马超的仇恨，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乱世中女性命运的缩影。她的故事揭示了三个层面的悲剧：

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无力感：

王异本是无辜的官员家属，却因马超的野心与暴虐，被迫卷入权力斗争。她的家族、丈夫、儿子均成为马超与曹操争夺凉州的筹码，个人命运被彻底碾碎。

传统伦理的束缚与突破：

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王异本应“从一而终”，但她选择以复仇为人生目标，甚至鼓励丈夫反抗马超，打破了传统女性“柔顺”的刻板印象。

她的行为既是对家族的忠诚，也是对不公命运的反抗，体现了乱世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仇恨的双重性：

仇恨让王异在绝境中爆发惊人能量，成为复仇的推动者；但同时也将她困在痛苦的循环中，儿子赵月的死成为她一生无法释怀的伤痛。

这种矛盾，正是乱世中人性的真实写照——在生存与道德、复仇与宽恕之间，每个人都在挣扎。

五、历史评价与王异形象的流变

王异的故事在正史与民间传说中不断被演绎，其形象也经历了从“忠烈烈女”到“复仇女神”的转变：

正史中的记载：

《三国志》仅在裴松之注引《列女传》中简略提及王异，称其“以贞烈见称”，重点强调她的忠贞与智谋，而非仇恨本身。

这种记载反映了封建史家对女性“德行”的关注，弱化了其复仇的动机。

民间传说中的塑造：

在后世戏曲、小说中，王异被赋予更强烈的复仇色彩。例如，元代杂剧《赵昂妻王氏反马超》中，她被描绘为“手持双刀、誓斩马超”的侠女形象，仇恨成为推动剧情的核心动力。

现代视角的重新审视：

当代学者开始关注王异作为“乱世女性生存样本”的意义。她的仇恨不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对暴力、压迫与不公的系统性反抗。

一些影视作品（如游戏《三国杀》中的王异角色）也突出其“复仇者”特质，强调其坚韧与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