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近日，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上映。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澳门做叠码仔谋生，与三个男人发生的爱恨纠葛故事。想必有读者听说过一个说法，澳门葡文名Macau源于“妈阁”的音译。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早期西方人又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地区）取名的？这里面有没有规则呢？

标有葡文地名Macau的千元澳门币

妈港和刺桐：名物误当地名

元末明初，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村落，起先称“蚝镜（境）澳”。澳门附近海域，明时以产蚝（牡蛎）而闻名；“澳”则指船只靠泊的地方。后来，文人们嫌弃“蚝（蚝）”字土，将“蚝”雅化为“濠”，继而出现了“濠镜澳”的雅称。澳门半岛有南台、北台（今日西望洋山和东望洋山），两山高耸相对如门，则是“门”的来历。这样，“澳门”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称谓。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蚝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即澳门也。”

澳门葡文名Macau，距离澳门一词读音相差甚远。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是当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最早的地点是在澳门半岛西南部的妈阁庙（天妃庙）前。登陆后的葡萄牙人问当地人地名名称。当地人误以为是问这座庙的名字，便答道“妈阁”。葡人听到后，便以“妈阁”的读音，将其转写为Macau。

这一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阁”是入声字，澳门是粤语区，粤语今音为[kok]，尚有-k韵尾，何况是明代；而cau音节无-k入声韵尾。Macau是“妈阁”的音转，只是后人的臆断而已。认为Macau 是“马鲛（马角、马交）”的转写更是错得离谱，澳门马鲛石是在清代文献中才出现的；近年出来的Macau 是“泊口”（意为靠泊口岸）的说法则是错上加错。　　

澳门妈祖阁

虽然澳门Macau不是“妈阁”的音转，但也与天妃有关，确实是一个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Macau（Macao）其实是Amagao（阿妈港）的缩写。由于时人将天妃（清朝升格为天后）称之为“阿妈”或“娘妈”的关系，澳门天妃庙附近的水域称之为“阿妈港（亚马港）”。郭棐《粤大记》的香山县图中，有濠镜澳的村子，右侧标有“番人房屋”的房屋图像，向右即“亚马港”。1952年，日本学者写的《长崎轶事》提到的澳门旧地名也是“妈港”。

《粤大记》香山县图

瑞典历史学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称:“澳门…远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湾而着名。因在娘妈角炮台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庙，所供奉的女神成为阿妈（Ama），所以外国作家称之为阿妈港（Amagao，Port of ama）。”

最早来华的西方人之一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也曾明确指出Macau得名与阿妈港的关系：“他们（广东官员）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Amacao），在阿妈（Amae）湾内。”

Amacao中的cao对应的其实是汉字“港”，此词本应写成做Amac o。葡萄牙语没有ng韵尾，在拼写ng尾汉字的读音时，只能用鼻化符号“~”表示。语言有趋简性，就像本名“阿妈港”很早变成“妈港”一样，Amac o也很快缩写成了Mac o。Amac o缩写成Mac o后，早期葡萄牙人地图也确实出现过将澳门拼写成Mac o的地名。葡萄牙语在拼写时经常省略“~”，如下图两个叫西芒的葡萄牙球员，其中一人球衣上的姓名就没有鼻化符号“~”。如此一来，Mac o就成了Macao。早期“妈港”的译名有Mac o、Macao、Macau等多种写法，后来被统一为Macau。Macau与Amac o略远，才造成了回译成汉字的混乱。

受本地人影响，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不止澳门一例，“泉州”的拉丁文转写Zayton亦是如此。五代时晋江王留从效修建泉州城，环城种植刺桐，泉州因此被称作“刺桐城”。宋元时代，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口岸，“刺桐城”一名被阿拉伯人带到西方，从此有了Zartan或Zayton等转写。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就出现了Zayton。

宁波省和广东府：颠倒政区级别

葡萄牙人在澳门一带站稳脚跟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Macau（Macao、Mac o）一名也逐渐扩大为指代香山县的地名。远方的江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宁波的葡文转写Limpo扩大成了指代全省和江南的地名。

Liampo应是拉丁文Niampo的音转，Niampo之名应该出现在1554年。是年，意大利学者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编辑出版了《航海与旅行丛书》，Niampo被标在中国东海岸的陆地内侧，指的是宁波城。Niampo应该是欧洲对宁波城的最早音译，而Liampo则还没出现在地图中，故这一地名的出现亦早于Liampo。

《航海与旅行丛书》东亚地图

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人曾一度被逐出广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以至于不能放弃。他们遂越过广东，从马六甲直接前往福建和浙江。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在中国私商的协助下，定海（今镇海）县辖下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即当时亚洲最大的走私基地双屿港（Syongicam）。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Liampo是闽南语“宁波”的音读，是因为葡萄牙人先接触闽南人，而闽南语l、n混。然而，葡萄牙人接触的人物有限，以至于不能了解Liampo是个府名；他们不但将Liampo误当作省名，甚至还将南京应天府当作“宁波省”的一部分。

Macau、Limpo这类早期西方地图出现的错误地名，往往不是名从主人，是西方走私者染指中国造成的。他们不了解地名的界限，也不会被允许去了解地名的界限，就造成了与实际相差极大的地名。广州则出现了与澳门、宁波相反的现象，它的西文地名Canton本意是省名“广东”。

受最早来华的葡萄牙私商影响，清代之前的西方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南方只有两个省：其一是Liampo宁波省；其二就是Canton广东省。在《中国札记》和《早期澳门史》中，Canton原本都是指省名广东。Canton在其它领域的名词也是与省名有关，广东的主要河流珠江称为Canton River，珠江三角洲则是Canton Delta。1655年，意大利地理学家卫匡国出版了西方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广东分图也是省名、府名不混，拉丁文Qvangtvng指广东，Qvangchev指广州。然而，卫匡国的正确记录并未被西方后来者继承，由于未知的原因，Canton逐渐成了省城广州最为知名的外文名称。

1906年春季，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转写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会上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1892年初版《华英字典》写法为依据；而闽粤的部分地名有习惯拼法的，可保留不变，如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这个错误的地名转写被官方机构大清海关确定后，就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邮政地图中，Kwangtung指广东，Canton指广州；但是两个拼音（西文转写）对应的汉字实际上都是“广东”。

汉语拼音成为国内外标准后，Canton等早期地名西文转写都被废止不用。然而，它们并未被完全忘却。在广州塔落成之前，就其英文名称，广州人对Canton Tower还是Guangzhou Tower曾产生过争论。最终，广州塔的正式英文名称还是使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称谓，即Canton Tower。　　

入乡亦随俗：京号误当地名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就像人有官职一样，地名也有职务。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受古代中国人影响，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但一直到民国，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并拥有京师的京号。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京号改称“南京”。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因留都为“南京”，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原旧都盛京改为留都。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如果按照方位，顺天府俗名应该为“南京”，奉天府为“北京”。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北京”开始与地域挂钩了，成了特指顺天府的地名，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北京”。

那么，为何西方人将“北京”拼作了Peking呢？在我国最早的拼音着作之一、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里的“北”被记作pě，是当时官话读书音“北”的入声念法[pe ]，略似现行汉语拼音be并念短促（收喉塞音）。虽然当时北方话实际口音中已无入声，但是读书音仍旧保留着入声。再是“京”读king[ki ]的由来，它发音如现行汉语拼音ging。《西儒耳目资》里的“京”的声母仍然是舌根音k（汉语拼音g）。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以“希”字为例，它本来读作hi，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读成了xi。相应地，king（ging）就变成了jing。即便如此，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在读书音方面，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于是，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在南方，明亡后，应天府失去了南京的头衔，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开始与地域挂钩了。这个民间俗名也影响到了西方人，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1737年，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即今天的杭州。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

1638年，德国曾出现一幅凭想象描绘杭州城的铜版画《Xuntien alias Quinzay（Hangchow, China）》。原图的Xuntien即顺天，明朝京师的政区名“顺天”府，Quinzay为行在。图名直接翻译是“顺天别名行在”，这当然不妥当。这显然这是西方人曲解了Xuntien的意思，勿误为“京号”的译名，“Xuntien alias Quinzay”全句应译为“京号为行在”。

我国早期地名西文转写大部分是西方人自说自话，画在了地图之上，写在了书籍之中。它们都没遵从名从主人的这一重要原则。这给今人寻找早期拼音对应的地名带来了极大的困惑，挖掘历史真相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即便如此，除了对照地图中的地名位置外；了解一定的语言学知识，对于破获出不少有关地名的真相，也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