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科幻的进击与隐忧

经过90天的上映，《流浪地球》拿下了46.5亿元票房，成为中国内地影史票房第二。从刘慈欣、郝景芳相继斩获雨果奖，再到《流浪地球》在大银幕上的成功，“势单力薄”的中国科幻带给我们远超预期的惊喜，一再振奋着相关从业者。

然而，在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戴锦华语）的叙事之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何平希望能够引入外部观察视角，让科学幻想和文学审美碰撞，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科幻文学的现状和未来。

为此，在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社、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的共同主办下，“中国科幻小说出海反思与展望”论坛日前得以在南京举行。参与者既有韩松、宝树、陈楸帆、糖匪、飞氘、王侃瑜这样不同年龄层的科幻作家，也有赵松这样熟悉传统文学和科幻文学的跨界作家，还有严锋、何平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在不同维度、多元视角的互相激发下，中国科幻文学在当下、在未来、在内部、在世界的位置和面貌，有了逐渐被辨认的可能。

论坛现场

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科幻文学

2010年11月，让中国科幻迷期待已久的《三体》三部曲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出版，宝树激动不已。还在读大学时，他就常常与人争论把刘慈欣小说翻译成英文、进入世界科幻舞台的可能性。

“很多人说怎么可能被翻译呢？美国一年出几千本科幻小说，中国才多少？他们觉得中国科幻小说根本无法进入美国人的视野，我们自己觉得大刘不比谁谁差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

“在今天，这些问题已经不必再争论了。”飞氘也表达了同样的观感。

飞氘

宝树认为，近些年中国科幻的“进击”，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提气、解气，而是提供了一个自我认识的空间——通过外部的反馈，“让我们感觉到，其实中国科幻还是可以的。”

中国科幻文学长期以来都是在幽暗中摸索独行，显然是需要这样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的。

作为一种舶来品，科幻能够适应中国的土壤，生根发芽，到今天结出硕果，在韩松看来，其间经历了相当多的困难。

1891年，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推介西方思潮之余，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翻译为中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成为了西方舶来品的第一篇科幻作品。

此后科幻文学开始批量进入晚近中国，中国人开始学习写科幻作品。1904年，“荒江钓叟”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开启了原创中国科幻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元年”。

当时的科幻作品，有着大量荒诞不经的成分，因此美国学者王德威将之称为“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并评价道：“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当然有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但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

鲁迅则在此类作品中看到了启迪民智、推动进化的功用。就像康有为借助复古之义行新学之实一样，这些“科幻奇谭”在传播科学与现代性的实质下，也不得不以演义、神怪作为包装，希望“于不知不觉间，或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然而鲁迅对科幻小说的期待并没有成真。科幻既没能承担起启迪民智的使命，也没能在文学艺术上精进。迨至1920年代，科幻创作愈加稀少。而后战事一起，中国科幻几近堙没。

直到1954年，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中国科幻才重新出发，郑文光也因此被尊称为新中国的科幻之父。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带来新风，童恩正、严云联、柳新思、叶永烈等老一辈科幻作家再接再厉，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为代表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也逐渐崭露锋芒。

中国科幻文学终于在新世纪迎来了从进口到出口的时机。

韩松

出口背后的逻辑

然而在“中国科幻文学反噬西方”（韩松语）的标志性起点——2015年刘慈欣《三体》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的背后，有许多努力并没有得到太多注意。

和传统文学作品一样，翻译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关键。

2013年，还没有将科幻作为志业的王侃瑜，在国外参加科幻活动时，常常被问中国到底有没有科幻文学。她是那些外国人认识的唯一一个中国科幻迷。刚好有个芬兰的编辑问她愿不愿意写篇文章，介绍下中国科幻，再推介一篇作品。于是她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中国科幻简史，推介了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

“这大概是头一回有中国科幻的相关内容被介绍到芬兰。” 这篇文章后来又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匈牙利语、德语等等，英语版先是在一本印度人办的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收录于美籍华裔作家刘宇昆编辑的当代中国科幻选集《碎星星》。

王侃瑜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义务向海外推介中国科幻，无论是作者自己的作品，还是读者欣赏的作家作品，“对科幻的热爱让大家‘用爱发电’。”

王侃瑜

刘宇昆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发电机”，正是他翻译了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他曾向媒体表示，读完《三体》他兴奋得一晚睡不着觉。“我没想到，中国科幻的水准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三体》包含着人类仰望星空的大气魄，绝对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当时我就想要把它翻译成英语，与英美读者分享。”

刘慈欣曾多次公开赞美译作，称其“几近完美”，并直言“这个奖是我们两个共同获得的”。这不能都视为客套，刘慈欣显然清楚，对于非母语读者来说，翻译的品质实际上就是原作的品质。刘慈欣和郝景芳的幸运就在于此。

当然，刘慈欣的幸运——或者说，中国科幻文学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在谈到刘慈欣的不可复制性时，除了经验、努力，严锋还特别强调了幸运：“小狗门”事件使得刘慈欣“渔翁得利”。

所谓“小狗门”事件，是指美国“悲伤小狗（SadPuppies）”和“狂暴小狗（RabidPuppies）”两个组织，以反对“政治正确”名义，通过刷票操纵雨果奖提名名单的事件。这种刷票行为使得科幻界义愤不止，《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R.R.马丁曾多次发文批判。刘慈欣也在获奖后对媒体表示“含金量”不足，“它的很多重要的奖项都空缺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对这次获奖是一个平和的心态，里面有很多幸运的因素。”

然而在这个“偶然”之前，李恬和夏笳先后在权威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发表过科幻小说，之后郝景芳又获得了雨果奖，2017年王语唐编导的科幻短片《别无选择》在美国摘下了五个奖项，而美国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从2015年起开设的中国科幻作家专栏，迄今已发表40余篇作品。

2018年严锋去土耳其作科幻讲座，惊讶地发现，当地有些科幻作家不仅看过《三体》，还看过80后飞氘的作品。

在严锋看来，中国科幻在全球的进击，隐含的逻辑是全球化在中国的投射和中国的崛起。科幻指向未来，科幻更指向当下，他们把中国科幻视为镜子，一面折射西方，一面透视中国。

严锋

“中国科幻在新世纪的海外输出，反映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韩松认为，西方主导的种种观念思潮和物质景观，现在都投射到中国，并且“随着中国崛起，开始向西方反哺。”正如中国的制造业一样，科幻也携有西方人熟悉的外壳，“他们接受科幻，比接受武侠容易。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西方的乌托邦镜像。”

但在西方所熟悉的外壳之下，却是中国当下的内核。一个澳大利亚人曾对韩松讲，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科幻。

在郝景芳获奖后，夏笳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中国科幻受到关注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或者文化事件，而必须放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也即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议题、甚至可以说一个开启想象空间的符码，在这个‘后冷战之后’时代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科幻作家们提出了这个时代最为敏感也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否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对话还需要假以时日。”

中国年轻一代科幻作家对自我的认识，既清醒又冷静。

世界科幻依然“约等于美国科幻”

这种清醒主要是基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的判断。

在外部来看，尽管种种因素导致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爆炸式的关注度，但所谓的世界科幻依然是以美国科幻为中心，甚至在糖匪看来，世界科幻就约等于美国科幻。

“就目前而言，世界科幻大部分是英语世界的科幻，小部分是日本科幻，而英语世界的科幻里绝大部分其实是美国科幻，日本科幻又有一半是紧跟美国科幻。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确认，世界科幻约等于美国科幻。”糖匪分析道。

糖匪

陈楸帆也认为，现在说科幻小说出海，其实更多是走向美国市场的过程：“所有市场、所有语种其实多少都是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只有你在美国市场获得了主流认可，其他语种才会跟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体》也是一样。”

“我们想要在科幻上超过美国，这个可能性要比其他方面小得多。”严锋说。

而在内部来说，中国科幻文学也好，中国科幻产业也好，也都依然在起步上升阶段。用陈楸帆的说法，就是“初级阶段”。大量的“元年”叙事，正是这点最好的印证。

陈楸帆

前不久，一份“世界华人当代科幻群英谱”在科幻圈流传开来。在这份不完全名单中，包括华人科幻作家、科幻产业开拓者、着名科幻编辑、着名科幻评论家、着名科幻活动家在内，共计227名。其中，中国大陆科幻作家从30后到00后，计164名。

164人，无论是与其他文学群落相比，还是与主流科幻国家相比，都是个过于弱小的群体。前者以网络文学为例，截至2017年，国内45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驻站创作者数量已达1400万；后者以美国主导的“雨果奖”为例，其2015年提名阶段的有效选票就超过了2000份。

但是以如此小的体量，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中国科幻值得肯定和更加自信。严锋也提醒道，在冷静之外，“我们也不定自暴自弃。美国是老大，我们就跟着它混，这个心态已经落伍了”，“我们今天是可以平视的。”

后《流浪地球》时期，写作者何去何从

做到平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出海的成功无疑给写作者带来了信心上的提升，但同时，宝树看到，一些隐忧也在发酵。

“以前大家写作，就是今天你发几个作品然后讨论一下。现在不一样了，聊起来都是你翻译了什么作品，今年有作品在国外出版吗，这样的。”宝树觉得大家现在心态上有点过于急躁，“出海的相对成功，并不能弥补读者基础薄弱这样的现实。”

随着急躁心态而来的是写作上的投机和钻营。宝树担心，过多考虑出海，会让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题材和风格、元素上迎合对方的审美趣味。

宝树

在糖匪看来，想要迎合对方的审美趣味，先不说方向是否正确，在可行性上就注定要失败。以美国科幻为例，里面有各种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并非铁板一块。有意思的是，保守的“小狗派”反而非常喜欢《三体》。这种错位使得迎合沦为一种偶然。

但是无论哪一个派系，美国科幻作家对文学性的要求有着基本的门槛。“他们文字的精炼度，对叙事的讲究，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在糖匪看来，如果说要迎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迎合。

问题可能最终会指向一个十分本质的问题：科幻文学首先是文学。

“科幻文学有科学维度、幻想维度和文学维度。”作为传统文学研究者，何平对科幻文学的科学幻想层面没有过多话语权，但在他的阅读世界里，一些中国科幻作品连基本的文学作品都算不上。

“文学审美不过关，科学幻想得再华丽、再深刻，也无法打动人。”何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何平

而随着《流浪地球》在票房上的成功，资本和市场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严锋把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后《三体》时期、后雨果奖时期和后《流浪地球》时期。《流浪地球》影视化所产生的爆炸性效果，使它不再是文学时间，而是社会事件、文化事件，“这个大爆炸把大家炸得头晕目眩。”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甚至有人提出了拿钱买雨果奖的想法。

“很狂野，但在资本的运作下，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真要这样）我觉得是灾难性的。”宝树感慨道。

尽管如此，陈楸帆依然认为，走向海外、走向市场是中国科幻必须面对的考验，也是必须抓住的机遇。“它们确实可以给中国科幻文学带来很多的可能性，包括题材的开阔、风格的探索以及对文学性更高追求。”

值得欣慰的是，严锋、赵松、何平这些“圈外人”看到，有追求的年轻科幻作家并没有在热度中迷失，“中国科幻不是只有一个刘慈欣。”

赵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