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研讨︱向历史“开刀”：医学故事揭开的另一重天地

2019年4月26-27日，由英国惠康基金(Wellcome Trust)支持、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The David F. Musto Center for Drugs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t Shanghai University)和思克莱德大学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Health and Healthcare, CSHHH Glasgow,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共同主办的“卫生‘场域’：医学人文专题研讨会(Sites of Health: a symposium on the medical humanities)”在上海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青年东方学者韦达·巴鲁阿(Ved Baruah)博士策划组织，文学院院长、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思克莱德大学人文学院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詹姆斯·米尔(James. H. Mills)教授、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张树剑教授及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出席了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余位学者围绕医学人文史的相关前沿研究展现了不同角度的史学见解，就医学人文学科的现状及其未来，特别是医学史，进行了跨学科讨论。本文择要概述部分报告内容，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合影摩登香港之前：殖民时代的“糟糕”经验

近代以来，摩登的全球城市应该是大多数人对这个城市的基本印象，而本次会议上数项关于香港的研究则为我们展示了在成为现代都市之前的香港。香港大学的博士生黄道子(Daozi Huang)借鉴医学生态学的概念，以《英属香港时期的医学生态学》为题分析了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香港殖民地“瘟疫、不健康”这一刻板印象的转变，包括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原因——温热气候和有害土地，黄道子从英属香港城市规划举措中的日常私人活动、文化空间和休闲活动为例，阐释了人类将自身健康结构理解为与周围自然环境和世界系统的相互联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健康”观念是如何传播到全港的。

19世纪40年代，《南京条约》签署后英国占领香港，因香港位于南方山林间湿热环境下而笼罩的一层“瘴气”，而被认为空气环境不洁净、有毒可致病；加上殖民环境下中国人在香港的社会地位较低，多从事苦力车夫等底层工作，生活居住空间狭窄拥挤，殖民者认为香港卫生环境也较差。19世纪70-80年代，为清洁生活环境和使岛屿更加美丽，英殖民政府在香港开展了植树运动。1882年英式植物园(Botanic Garden)在港开放，吸引了当地人好奇地前去参观。根据1883年伦敦的政府报告，英政府试图通过植树造园为其香港生活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为加快改善香港公共卫生环境，英政府还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1884年，中国在英国政府报告中被描述为躲在英国医疗使命责任后的“护士”性辅助角色。同期，出口到英国的中国茶不断被售罄，因为英国人认为中国茶饮不仅安全可口而且具有治愈疾病的功效。

报告现场

1894年，英国爆发鼠疫，英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在疮痍满目的香港夏季发现了鼠疫杆菌并试图进一步研制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即使细菌学已经在上世纪被发现，紧随其后的“科学”种族理论也得到发展，但这两种方法还是与早期的瘴气疾病理论相结合，被英国殖民者用来作为解释污垢对中国本土人口造成的致病危害，且以此作为英国殖民政府和医疗从业人员干预或不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辩护。最后，黄道子指出，英政府积极改善香港的公共卫生问题，终其目的是试图拥有一个健康的殖民地(healthy colony)。需要指出的是，于今天而言，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话语并未消失。

来自法国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的讲师马克西姆·戴考定(Maxime Decaudin)的演讲题目是《自然与殖民地项目：19世纪香港的环境焦虑与科学话语》。他以法存英属香港殖民地时期的中国画和旧照片档案，以建筑史的视角围绕英属香港时期的地质学、气象学和植物学等科学争议，反思在对物理景观的占有、统治和影响中，殖民话语权的建立过程。

在殖民时期之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地理印象是：具有深沟壑、山洪流、花岗岩地质和贫瘠的岩石，当地人居住在简陋的山地或树林旁的乡村平房里。在早期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香港港口作为深水港的优质条件，其以平均水深为7到10英寸的锚地可停靠世界上的所有舰队，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但同时，其自然环境也引发了殖民者的焦虑，在英国人看来，香港是个充满瘴气的荒岛，邻近的山丘被灌木丛缠在一起，来自森林、稻田和腐烂植被的瘴气对健康极为不利，他们认为这是当地人死亡率高的原因所在。此外，雷暴天气的频繁发生，裸露的岩石和沙质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被英国人理解为不宜人类生存的环境。1848年，英国士兵在香港不流动的沼泽地进行了长时间战役，烈日当头，战后自然身体疲惫不堪，而在英政府看来，这是因为香港环境未受到文明净化所致。1870年，英政府开始致力于对香港殖民环境的改善：建立大型水库以引流、接收山间的水流；水库的水经过过滤加工可供给城市用水；植树造林，以解决香港花岗岩裸露等地质条件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同时注重开荒，铲除被认为可令人致病发烧的植物以改善“瘴气”；并大力建设港口及其周边基础设施。在建筑布局上，为应对香港炎热多雨的气候，英国殖民者特意在城市设计和建筑利用上保留了香港的山顶房屋，海拔带来的温差被欧洲居民认为这是亚热带殖民地特有的舒适温带堡垒。

十九世纪的殖民者和自然主义者对香港环境的描述反复出现腐烂和摇摇欲坠的花岗岩，灼热的阳光和潮湿的环境。事实上，岛上的自然元素有利于或威胁英***民殖民地生活的叙述话语通常是出自英国政府自己的解释。从“风化地质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殖民地缺少阳光又频繁暴雨易致病”的气候史叙述，以及反复指出的“林木匮乏”，殖民者的这些说法一方面反映出其对于香港环境的科学焦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殖民者迫切想要改进环境面貌，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相关卫生、建筑等法规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后，才有了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全球城市的香港。

博物馆讲述的医学故事

波兰弗罗茨瓦夫国际物流与交通大学(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in Wroclaw)的卡特佐娜·亚罗什(Katarzyna Jarosz)博士在这次会议上对原苏联各国的卫生保健博物馆和医学史博物馆进行了介绍，试图讲述博物馆所记录、展示的医学史故事背后的历史相关性。

她以德国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所藏1930年“透明的人”和公元前300年“祈祷的男孩”雕塑为例，阐释了卫生源于一种宗教形式，而后逐渐演变为健康公民的生活意识。“透明的人”揭示了当时解剖学的发展——以近乎透明的特殊制品更为直观地展示了人体内部五脏六腑器官的位置和形象。无独有偶，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卫生保健博物馆里，这种“透明的人”展览品则运用完全透明的玻璃制成更加清晰可见的“玻璃人”。

医学史博物馆非常重视民众基础医学教育功能，病变器官的形态展示是博物馆所设展览的重要内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医学史博物馆所列展览品有刚出生的畸形婴儿模型，塔什干卫生保健博物馆则陈列了浸有福尔马林溶液的部分“吸烟者的肾脏”。前苏联国家医学史博物馆常选址于以前的药房、解剖课所在的医学院、医院等机构废弃地，这些博物馆的陈设目的是引导人们“将医学的过去理解为人类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博物馆不仅仅是陈列馆，而是展现历史，再现时空的见证者。此外，前苏联国家博物馆还展示有前苏联时期秘密进行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动物器官移植(transplantology)和杂交(hybrids)实验的证据史料。这些骇人听闻、违反人伦的残忍实验，包括现存拉脱维亚里加博物馆的着名“双头狗”移植实验的照片和似乎已被世界所遗忘的阿布哈兹共和国苏呼米(Sukhumi)的人兽杂交实验所，后者曾在20世纪初遵循斯大林命令以试图制造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猿战士”。实验结果虽对外宣称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些计划的设想和实践过程却已经违背了医学救死扶伤的初衷。除此之外，前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中所取得的太空成就，均以相关太空装备和太空食物的展览形式保存下来，代表“过去智慧”的民间医学、传统医学的治疗内容等在今天的医学博物馆中也有展览。

博物馆就像一个容纳百物的宝箱，默默地记录过去，并向公众生动地展示、诉说着那些曾被遗忘的医学故事。就像前苏联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前苏联医学故事，那是一个疯狂的实验，代表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和一个大国的兴衰。

会议现场

医学史的拓展：走出人类的医学史

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医学院的亚历克斯·莫尔德（Alex Mold）教授以《卫生场域：公共健康和战后英国现代医学的塑造》为题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亚历克斯教授以20世纪40-80年代的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为经，横向上从三个维度定义了战后英国医学公民的身份——预防型公民、社会型公民、消费型公民。二战后，国家开始逐渐通过强制干预、影响和宣传公共卫生理念来引导民众构建清洁预防理念。19世纪40年代，政府在公共餐厅中倡导洁净卫生理念、厨房中提倡垃圾分类处理，并以积极资助出版相关刊物、分发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引导公众树立卫生理念。20世纪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健康部又利用电视、广告等新兴媒介向家庭主妇、厨师传播洁净烹饪的必要性和步骤，引导民众注重洁净双手和食物，食物存储要分类，甚至制定《家庭主妇烹饪十条准则》这样的手册进行具体指导。随后亚历克斯教授从社会型公民的角度阐释医学公民身份的变迁。1948年，英国公共卫生部制定相关政策倡导公民自主选择治疗医生、治疗手段以及治疗模式，重视公民医学自主话语权，强调公民关注自身健康、自我诊断以及自我治疗的途径和方式。随着医学界对成瘾性治疗手段的认知，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健康教育委员会、英国健康社会保障部、英国健康部门等相关健康部门，纷纷发布手册、编辑杂志，开展大众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其后，莫尔德从消费型健康公民角度来阐述英国公共健康教育活动模式。英国政府将毒品成瘾者形象印刷成广告宣传册、印制T恤衫，呼吁公民珍爱生命、减少吸烟，远离毒品，树立健康、生态的生活理念。莫尔德指出，预防型公民指的是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塑造公民健康卫生观念；社会型公民指的是政府加以引导，但同时强调“个人”掌握健康社会的自主权；而消费型公民则指的是，政府引导公民树立有效自主选择理念，但同时引导公民认识到毒品等其它滥用物质引发的危害。最后，她总结指出，公民社会是现代英国医学社会的主要卫生场域、国家权力的主导者。

研讨现场

一般医学史的研究、讨论以人类医学史为主，动物医学领域的研究一直为“医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而这次会议上，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基特·海资曼（Kit Heintzman）的演讲则从人类医学拓展到了动物身上。海资曼试图打破仅仅局限于“人类医学发展史”的固有范式，开辟动物医学研究的新方向，将动物医学置于更广阔的医学文化研究背景中考量。在时间上，海资曼力图追溯现代早期的动物制药医学到现代医学和外科手术背景下的动物医学学发展历程。动物医学学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人类医学的进步，也有益于增强医学家对其他动物研究的关注度。通过解析动物在维护人类医学健康中所扮演的多元化角色，海资曼认为人类健康也受到其它物种的影响。对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的多向解读，也有益于进一步拓展对森林、海洋等其它医学史跨学科的多重研究。

最后，詹姆斯·米尔(James. H. Mills)教授在圆桌会议讨论上重申此次会议的主旨：医学人文学者越来越多地将历史与全球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然而，该学说仍然是在特定的场域扎根的。从这些地方性的场所，从殖民地到诊所，学者们主要是从外推到全球的视角来探索健康和疾病的意义，而不是从相反的框架来探索。通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想这些“场域”，正是本次研讨会所展示的如何探索地方和全球在医药卫生观点之间的关系。正如会议开幕式张勇安教授所致欢迎辞：回顾自己在耶鲁遇恩师知己戴维斯·马斯托时，正是如在座的各位青年学者一样的年华，而后来的故事正是今天会议主办方之一——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的创办由来。米尔特意指出，作为医学人文研究的青年学者，义不容辞要承担起医学人文学科的未来研究责任，事关全人类福祉事业，米尔希望以下问题能引起诸位在研究中的关注和反思：医学人文学科的界限是什么?什么构成健康或不健康的场所?不同的场域如何在本地、全球和智能范围内进行交互?未来医学史的新方法将如何书写和教授?医学人文学科如何与其他历史学和方法论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