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患于未然，古人的防汛智慧

所谓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防、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的工作。防汛，须以“防”为先。在汛期防灾减灾工作中，预报预警扮演着“先知”的角色。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不断观测探索河流的变化规律。《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为：大禹划分九州土地，沿着山峦疏浚水道，依据土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贡赋品种和数量；大禹用土堵水，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水文的重要性了。之后，历朝历代更是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在河流要处建立水文监测站。
目前，长江流域重庆的白鹤梁算得上是我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水文监测遗址，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至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因此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古代把观测水位的标记称作“水则”，又名“水志”“水尺”。“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在古代，水则碑主要有“无刻画”“只有洪枯水位刻画”和“等距刻画”三种形式。
无刻画水则碑，如石人水则。在李冰修建都江堰时，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根据记载，李冰要求“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也就是说，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才正好满足灌溉与防洪安全的要求。
只有洪枯水位刻画的水则碑，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白鹤梁石鱼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
等距刻画的水则碑最为常见，如陕西的宋代丰利渠取水口遗址的左岸石壁上，就有保存完好的水则，刻度每格在30厘米至32厘米之间，宽30厘米，分成两段，上半部在闸槽前，共有五格，下半部在闸槽后，共有四格，前后两段刻度基本衔接，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精确的测水技术。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由于我国河流众多，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我国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可是，既没有飞机、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没有电话、微信等现代通信设施，古人怎样才能及时将汛情通报给上级呢？
为了让各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报灾情，历朝历代都会设置报汛驿站。从报汛驿站发出的奏报，被称为“水报”。为了及时传递这些信息，马、狗等动物都曾充当过“快递员”。
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和浸过油的羊皮袋，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黄河周边的官府会派专人在河里打捞水签，按照其中提示的洪峰高度，命河工提前加固堤防，防患于未然。而“马报”是指汛情比较紧急，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仅次于报告军情的“八百里加急”。
在元代，朝廷根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汛驿站。在路况较差的东北地区，还设有狗站。“狗报”也是一种报汛方式，通常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当时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汛期。此外，“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但仅限于离国都较近的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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