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读者看来，纳博科夫不是个讨喜的人。他有张毒舌嘴，骨子里骄傲至极，看不上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从康拉德、海明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文豪，无一不被他数落过。他的作品多数曲高和寡，属典型的学院派风格。如小说《微暗的火》居然有近百页注释，文学典故从希腊罗马神话到乔伊斯无所不包，此等天书，怕是想要存心捉弄读者。然而《说吧，记忆》则完全不同。它所展现的纳博科夫，给人以另一种感觉：温暖且略带伤感。

这是一本自传性回忆录，由12章独立的散文集结而成。纳博科夫在其中追溯自己的成长、教育和文字生涯，其中不乏动人篇章，如写父母，写亲朋，写家庭教师和初恋。某些方面他像极了普鲁斯特：擅捕细节和瞬间感受，字里行间融合色彩、声音和气味，把“通感”形式运用到了极致。单凭这一点，也不可否认纳氏具有一流作家的才华禀赋，虽然他为弥补经验世界的局限，在其他作品中屡屡捣鼓各类生僻知识。

所谓“经验世界的局限”，指的是他虽身处动荡年代，总体上却过得安稳。回顾纳博科夫生平，他出身俄国贵族，幼年丰衣足食，过着公子哥的生活。父亲为法学家和政治家，博闻强识、才华横溢。受家学熏陶，纳氏自小习得俄、英、法三语，青年时代又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可谓百分之百的精英教育。日后辗转赴美，任教于多所名牌学府，在象牙塔度过20多年。晚年重回欧洲，定居瑞士直至逝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生志趣仅限阅读、写作、捕捉蝴蝶和研究标本，其间虽历经战火，颠沛流离，却能免受牢狱之灾，得以安稳读书而不问政治，不得不说是流亡作家中的幸运儿。

既然如此，作为写作者的纳博科夫，所谓“难以言说的痛苦”又在何处？这还得从他的跨文化背景说起。纳博科夫自小接受英文教育，但作为非母语者，完完全全用英文创作，确是一件非比寻常的难事。在《说吧，记忆》的后半段，他坦言学生时代用英文写诗的焦虑。为提高英文水平，他穷其一生斟酌词句、创新文体，如此极端做法，或是为填补内心作为“异乡人”的不安，希冀为英美主流文坛接纳。《说吧，记忆》就属于这类跨文化书写的典型。有趣的是，作品第五章用法文书写，其余各章皆用英文写成，后又译为俄文，经补充修改，再度译回英文集结成书。可以说，纳博科夫的人生经验，经过多次重述与再重述，已然成为一个杂糅体。语言文字经由这种跨文化过滤，加上作者本人又偏爱英美法文学传统，其作品风格不免趋于英法的精巧细致，而远离俄罗斯的粗粝深沉。《洛丽塔》《普宁》是如此，《说吧，记忆》亦是如此。

然而，相较“融入”之苦痛，纳博科夫更大的恐惧，则是在异国文化影响下，逐渐“丧失或讹用了从母国俄罗斯抢救出的惟一东西——她的语言”。因政治体制变革和时局动荡，他深知自己无法重归故土，遂发奋书写俄文，企图紧紧抓住母国文化在自身血液里的一息残存。此种状态下，追忆或写作俨然成为一种抵抗主体危机的方式，以弥合当下与往昔、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巨大鸿沟。

及至书末，有关流亡生活，纳博科夫如是说：“我们，流亡者们，虽然使用他们（异族人）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像在自己人当中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有时候，似乎是我们无视他们；但是偶尔，而且还是相当经常地，那个我们借此平静展示，自己伤心事的幽灵般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使我们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 诚然，流亡者游离于母国和他国边界，与异族人和母国同胞都存有隔膜和疏离。作为边缘群体，纵有千般愁绪、万重伤悲，也难以找人诉说。《说吧，记忆》之书，或道出了这种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