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恶土”往事：北平曾经的堕落深渊

1920年代末，北平尚未解放时，一片被称为“恶土”的区域渐渐成型。它满足了城市中某群外国侨民的需要。种种娱乐方式、皮肉生意、酒精和毒品齐聚于此；人们在性的放纵和不义之财中渐渐沉沦。1941年，这个欲望和邪恶如影随形之地就走入了末路，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它的全盛期在1930年代——奥登极其贴切地形容那个年代为“十年低迷，正义袖手”。

当时，北平古老的皇城被鞑靼城墙环绕，“恶土”就坐落在城墙东翼的内侧。1920年代以前，此地不过是一片无人理会的荒地，只有那些守卫北平各国公使馆的百无聊赖的外国士兵在此列队操练或训练马匹。但等到这片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夜生活的中心，挨挨挤挤的房屋就被匆匆建成，形成条条小巷（或称胡同）。中国投机者逐渐掌握了这里的地产，把它们出租给外国侨民；后者则开办舞场、廉价酒吧、窑子、低等旅店和餐馆。这些外侨大部分是无国可归的白俄，为逃避布尔什维克***来到中国；然而，欧美人也蝇趋蚁附。这个容纳了多国侨民的地区像一块吸引罪恶的磁石，夜幕落下后，它就渐渐苏醒过来。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使馆区重建，欧洲列强的操练场很快被建筑物覆盖，成为“恶土”

1920年代，距义和团运动和公使馆被围困的事件已过了近三十年。北平的外国人惊魂已定，渐渐趾高气扬，从而导致了1930年代的道德崩坏。社会风气变坏，人们自我放纵，在这一切的背后，“恶土”成了一处溃烂发脓的疮。多数情况下，中国警察选择撒手不管，让这些外国人自行维持治安。“恶土”逐渐壮大，吸引了中国境内那些所谓的外国“弃儿”。于是，中国官方在这里的控制力每况愈下。即使是人心中最黑暗的欲望也可借这里的罪犯与堕落者之力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个罪窟里可以无法无天。

北平“恶土”

其他城市，尤其是上海，也自有其“恶土”。与它们相比，北平的这个“国中之国”并不算大。它由几条狭窄的胡同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东西向的船板胡同。它同南北向的后沟胡同的交会处被公认为“恶土”的中心地带。

“恶土”北起传统美食街苏州胡同，南至高约十八米、宽约十二米的鞑靼城墙，西抵哈德门哈大街，与使馆区隔街相望。使馆区自成一体，坐拥各国公使馆、欧洲风情的林荫大道和种种体面的娱乐场所。这个各国人混居的外交综合区是平静祥和、彬彬有礼的小社会，它仿佛是立在“恶土”对面的一面镜子。“恶土”并不大，因此居民相互间十分了解。他们与这几条狭窄小胡同的关系十分密切，到了共呼吸、同命运的程度。

鞑靼城距离使馆区仅一射之地，两个世界却有天壤之别

1931年9月，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从那时起，“恶土”的居民和常客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北平时日无多了。随着日军在占领东北后一路南下围困北平，这种末日感与日俱增。1911年，清政府垮台，共和政体的***成立，北平被褫夺了皇城的地位。从那时起，这座城市的气运就一路走低。随着都城被南迁至南京，北平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也因此无力抵抗日军的猛攻。

在这座逐渐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城市的中央，“恶土”像一朵盛放的邪恶之花。当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时，北平依然是军阀、共产主义者和黑帮的战场；北平城中的居民深受种种疾病之苦——天花、百日咳、肺结核、周期性肆虐的黑死病，等等。“恶土”也贡献了一种疾病——梅毒。同时，欲望的恣肆蔓延以及麻醉药和吗啡等的横行，使“恶土”本身成为北平的又一痼疾。它体现了北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文明社会缓慢地向野蛮社会退化。

1937年7月，北平最终被日军攻陷；“恶土”却在中国殊死对抗野蛮侵略的过程中幸存并苟延残喘。到1940年时，“恶土”的居民已经大多是那些不得不留在中国的外侨，例如因没有身份证件而无法离开的白俄，不能归乡的罪犯，离不开毒贩的瘾君子，等等。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随后，北平的同盟国侨民都被投入集中营，“恶土”的发展步伐进一步放缓。然而，这里的妓院照常营业，鸦片和吗啡也照常交易。1945年日本战败后，“恶土”甚至迎来了短暂的复兴。1949年，***领导的***最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雷霆手段横扫了旧社会的一切。“恶土”从此被人遗忘，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大流散的“恶土”人生

但是，曾在这里居住的外侨后来怎样了呢？那些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白俄、美国人和欧洲人呢？看起来，他们似乎与这里曾经的罪孽一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我们没有收集到任何他们写下的只言片语。关于他们和他们的世界的影像记录少之又少。史料中的记载也只有零星的片段和逸事，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在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在皇城东部那寥寥数条狭窄胡同里的经历。

写作《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恶土”的存在。《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讲述了一位名叫帕梅拉·倭讷（Pamela Werner）的英国少女被无情谋杀的故事。她是着名的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爱德华·西奥多·查尔默斯·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的女儿。当我苦苦搜寻此案留存在世的细节时，“恶土”激起了我的兴趣；同时，我发现许多读者也被它吸引。世界各地都有人联系我，向我讲述他们关于“恶土”的回忆，舞女塔季扬娜·科洛维娜(Tatiana Korovina)住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她找到了我，讲述了她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曾在中国居住的其他白俄目前散居世界各地，他们也与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回忆、看法和长长的故事。

发现帕梅拉尸体的“狐狸塔”，现为明城墙遗址公园

1936年的帕梅拉，引发热议的相馆全身照

在今天的中国，“恶土”早已被遗忘，即使是现居中国的外国侨民群体也对其一无所知。它只存在于那些散布世界各地的耄耋老人的记忆中。他们只需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契机，只需一个保证，即至少有一位听众对那个世界和它的居民感兴趣。积极的回馈激励我深挖不休。很明显，“恶土”的居民有好有坏，也有不幸的穷人；他们因种种原因遭到了当时北平受人尊敬的外国人群体的放逐。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值得记录。这就是我创作这本单薄的小册子的原因。

它之所以单薄，是因为经官方证实的细节很难获取，且它们即使存在，也不过是寥寥数语。它们有时出现在警方档案里，有时现身于使馆记录中。然后，当事人就悄悄溜走，匿名潜踪，就像无法保持信号稳定的广播站发出的声音，在静电干扰下渐渐变得无法追寻。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恶土”中的人多为失败者，包括受剥削者、瘾君子，还有那些隐瞒过去的经历和失败的人或是逃跑者。出于负疚或羞愧，大多数人之前未曾之后也不会讲述他们的故事；其他人则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值一提。

在这个失落的世界里，有些居民似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美国人乔·科瑙夫(Joe Knauf)在暴力、恐惧和毒品间周旋；鸡头萨克森(Saxen)剥削女人，视她们如草芥。尽管这两个男人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在同时期的人对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他们生活中所秉承的可怕的虚无主义。

其他人留下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布拉娜·沙日科（Brana Shazker）和罗茜·吉尔伯特（Rosie Gerbert）——北平最有名的白俄鸨母中的两位——真的恶毒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吗？那些仍然记得这两个女人的人了解她们的矛盾之处：当然，她们是卖淫业的获利者，然而最初也是这一行当的受害者。还有白俄妓女玛丽(Marie)和佩吉(Peggy)，她们的职业生涯无疑十分悲惨。她们本来是密友，后来严酷的现实使她们落入不同的泥坑——一个发了疯，另一个则染上了毒瘾。

从这两个女人身上，我们可以一窥“恶土”的日常生活。我们知道至少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她们看起来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她们在莫理循大街和使馆区的百货商店浏览橱窗，流连于城市里的外国人开的面包店、熟食店和咖啡厅。在生活陷入困顿之前，她们肯定还曾抽时间去附近的平安电影院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

尽管“恶土”之名对罪犯和堕落者有很大吸引力，但这里的人也在努力为体面的生活奋斗。他们在这里恋爱、结婚、养家糊口，在娱乐业中开拓成功之路。塔季扬娜·科洛维娜的故事就是如此。这位白俄女孩熟谙该地区的门道，但并没有被同化，没有染上恶习，而是与自己的爱人成婚生子，最后离开中国,幸福终老。

尽管可怕的事情——如自杀、谋杀、战争和拘留——时时发生，但日常生活的喧嚣忙碌仍在继续。倒夜香的苦力在清晨穿街过巷；当地美食和路边摊的香气从苏州胡同飘出；无轨电车的叮当声和黄包车夫踏上行车道时节奏分明的脚步声汇成背景音乐。在“恶土”的中心，也就是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的交会点，妓女、乞丐、毒贩、鸡头和为夜总会揽客的人都聚集着，等待客人光顾。一位从前的居民回忆称，站在这里，抬头就能看到北平夜空中的繁星。即使在此等混乱污秽之所，也有这样平静美好的时刻。

在那短短几年中，一进入暗夜，“恶土”就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日出后又归于静寂。那些日子似乎是人们的错觉，虚无缥缈而再难追寻。在这种背景下，那个被大家公认为“恶土之王”的人成为一个谜也是理所当然的。人们称这位难辨雌雄之人为“舒拉”（Shura）。在有些人的记忆里，他不过是个俄罗斯浪子，脸上挂着动人的微笑，身怀奇闻秘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犯罪大师，在“恶土”的各行各业（从卡巴莱歌舞厅、妓院、毒品交易到银行抢劫）中都能插上一手，从而积聚了大量财富。事实真相则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因为“恶土”中处处都有夸张的谣言和捕风捉影的八卦。

历史的遗留

有些构成“恶土”的老旧胡同现在仍然存留，它们被夹在北京现代化的马路间，深受交通阻塞之苦。有些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以前，但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代。它们第一眼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如果靠近细看，人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建筑和石雕工艺有二三十年代的风格。有些建筑物堪称现代主义艺术，中国的建筑业从业者在修建它们时借鉴了西方的风格和繁复华丽的手法。

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的景象已完全不同于昔日。现在，那里的居民对于他们所在街区声名狼藉的过去一无所知。如今，这里几乎成了在京外地人的家园，他们拖家带口，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希望打拼出一片天地。廉价旅馆接待外省来客；售货亭向野心勃勃的生意人出售移动电话号码；一家打印店只用几分钟就能为你制作名片。这里有理发店、烟草店，还有提供各地特色餐饮的廉价餐馆，缓解了新移民舌尖上的乡愁。船板胡同里，在昔日奥帕里纳（Oparina）夫妇的酒吧、布拉娜·沙日科的妓院和鸡头萨克森的廉价旅馆对面，现在坐落着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它有着宽敞的操场。这是一个友好的社区，虽然生活空间局促，但居民们看起来很开心且无限乐观，就像现代化的中国本身一样。

除了遍地开花的奇特建筑之外，还有很多事物可证明这个地区的历史积淀。被称为“希望之岛”的亚斯立堂仍然对外开放，就像在过去“恶土”仍然繁盛时一样。这片老旧房屋的北部边界苏州胡同仍然是人头攒动的美食街。这里的煎饼、油条、辣面条的价格和当年的“恶土”差不多。从前，附近的居民在通宵享乐或工作后，常在这里填饱饥肠。

然而，无论是这点历史的遗留，还是那些经历了“恶土”黄金十年的居民，抑或是那些熬过十年日占期和战争的幸存者，终会消逝于岁月长河中。关于那个世界的记忆仍然飘荡在那几条狭窄的胡同间。我希望在它们随风飘逝之前，后文中的故事可以重现旧时北平的“恶土”，展现它的喜怒悲欢。

本文摘录自《午夜北平（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英]保罗·法兰奇 着，兰莹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企鹅图书，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