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每每读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说《夜雨寄内》），巴山夜雨绵长，千年不歇，秋池水涨，像从内心深处升起，一夜相思，两地离愁，如梦幻泡影，以至于“巴山夜雨”成为离愁的标志地。

伟大的诗歌都有命名和唤醒能力，诗歌是诗人创造的自然界。就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春雨催开了淡红的杏花，沿街叫卖鲜花的声音响彻千古。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让桃花摇曳千年。

不同的是，李商隐的巴山夜雨，始终蒙上一层梦幻的色彩，情深如痴人说梦。《夜雨寄北》到底如何从回忆中站立起来的？

当代作家毕飞宇在清华大学演讲《李商隐的太阳，李商隐的雨》指出，《夜雨寄北》与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段著名的开头，在时间上有互文之感。

看信，此时此地，现在进行时。君问，彼时彼地，过去完成时。回信的人开始回答重回现在，回答的内容指向遥远的未来。六个字时空往复回环。

秋池上涨，这绵绵的秋雨，哪里是物理概念的雨啊，分明是巴山偏远之地长夜的寂寞，雨自上而下，水自下而上在内心深处涌动。共剪西窗烛，一个无比温馨的画面，同时指向过去和遥远的未来，顿时化温暖为凄凉。却话巴山夜雨时，时间绕了几个圈子后又回到原地。

没错，你会想起《百年孤独》的著名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一定会记得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并非毕飞宇的发明，诗人柏桦《柏桦·唐诗三百首》对此诗的解读，也说起了这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头。当然，这也不是柏桦的发现。清代士人徐德泓在《李义山诗疏》就指出：“翻从他日而话今宵，则此时羁情，不写而自深矣。”

我的一位友人曾说，在中国诗歌史上，李商隐只属于“别调”，并非“正声”。我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诗歌源于巫祝之词，原始人试图通过有节奏感、有音韵的语言来沟通天地鬼神。人类面对黑暗、死亡、疾病、野兽等问题时，用一种仪式来应对苦难，这种方式必然包含某种神秘性，这也是诗歌有理解难度的源头。

有人以李商隐诗歌的晦涩来责备诗人，显然不妥。与“晦涩”相对应的“清晰”，通常依赖于熟知的观念，由此产生的诗作往往更加糟糕。理解李商隐诗歌的难度，最大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用典，二是私密生活入诗。

众所周知，李商隐是一位骈文大师，受前辈李贺的巨大影响，后者就是一位喜欢用典的诗人。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在汲取前人的资源，“巨匠的幽灵在诗歌中的徘徊更是清晰可辨”——布罗茨基在解读蒙塔莱时，指出但丁的巨大阴影：“蒙塔莱并不打算淡化伟大诗人的影响，他时常在意象和词汇方面引用但丁的作品，甚至是改写。酷爱用典使他的作品有些晦涩难懂。” 可见，东西方诗人都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前人的阴影下。

对于私密生活入诗，在李商隐诗歌中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一大批注疏家不无好意地将他的艳情诗引向政治隐喻诗，引向“正声”，以此来强调诗歌的严肃性和正当性，将诗人塑造成一个时时关注王朝利益的政治化人物。因为在传统中，词藻华美、情爱热烈的诗人往往会有负面评价。

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文明的特性和传统。中国是个早熟的文明，早早消解了彼岸与此岸对立的两元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尊崇滋生了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与此相伴的，是诗歌领域对细密精致语言的探索，以及颓废虚无思想的滥觞。艳诗也由此成为中国重要的诗歌传统。如清华大学解志熙所说，颓废意识导致了唯美立场的深层思想基础，形成了颓废和唯美相互依存、相互发明的共同体关系。

具体到中国诗歌两大源头《诗经》、《离骚》，《诗经》的风诗一百六十篇，尽管有着原初的天真，但有相当多的艳诗也是事实。《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理学宗师朱熹甚至把国风中三十首诗定性为“淫诗”。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卫风·淇奥》）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郑风·有女同车》）　　

“手如柔夷，肤若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卫风·硕人》）

再回头对比阅读李商隐的“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泼湘弦”，或“小怜玉体横陈夜”，诗人恰恰传承了这一“伟大”传统。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哀歌，大多也基于这一传统。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相比李商隐的深情和艳丽，西方唯美诗人的同类诗歌，则显示了西式直接、热烈的风格，与东方的含蓄和曲折大相径庭。魏尔伦的《女性友人》等便是一例。

不能否认，政治生活对于中国传统文人非常重要，这是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但过度强调牛李党争会偏离李商隐诗歌的本意，会简单地把诗人塑造成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个悲情人物，制造廉价的煽情。事实上，纵观李商隐一生，他出生寒门，仕途虽不顺畅，但不乏贵人相；他青年习道，晚年向佛，首先是个天才诗人，即使真像“一件被扔进角落的物体、一块落在街上的碎布”（费尔南多·佩索阿《不安之书》），他拥有诗歌的日子，仍比别人更丰盈、也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