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丝路纪行诗人的构成复杂，包括军旅诗人、戍边官员、游幕投边文人以及清廷流人，而以流人群体中诗人的规模最为庞大，诗作水平也较高。在这些丝路诗人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乾隆年间纪昀创作的《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此外还有洪亮吉《伊犁纪事诗》42首，祁韵士《西陲竹枝词》100首，福庆《异域竹枝词》100首，林则徐《回疆竹枝词》24首，叶礼《甘肃竹枝词》100首，王曾翼《回疆杂咏》30首，左肇奎《伊犁纪事》20首，萧雄《西疆杂述诗》150首等。

清代丝路纪行诗题材大为拓宽，内容丰富多彩，凡山川之走向、关塞之险要、物产之分布、民族宗教之关系、风俗习惯之异同、政略军略之得失皆囊括其中。由于远离中原，而且地域非常辽阔，旅途漫长而艰辛，行旅丝路的文人只得以诗自娱，正如祁韵士所言：“长途万里，一车辘辘，无可与话，乃不得不以诗自遣。”（《蒙池行稿》自序）再加上路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中原沟通外国、对外开放的唯一通道，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诗人所到之处，山川、风物、土俗、民情、古迹等无不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热情。而丝绸之路自汉唐以来，就是多种文化汇聚、碰撞、融合的关键地带，至清代已经形成了与中原迥异的多元文化品格，所以清代丝路纪行诗作当中，诗人们几乎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毫无遗漏地形诸笔墨，吟成诗篇。

清人的丝路纪行诗作中，清代西北边疆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所反映，有些诗作堪称“诗史”，如左宗棠的幕僚施补华所作的《重定新疆纪功诗》，叙述了左宗棠统领西征军收复新疆的全过程，此诗为四言长诗，共280句，凡1120字，其认识价值不可低估。同时，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戈壁、草原、雪山、沙漠、绿洲等地貌交相呼应，独特的地理风光在诗人笔下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风貌。而丝绸之路自古又是多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黄金地带，多民族聚居的民俗事项也成就了清代丝路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皆成为清代诗人吟咏的对象，甚至很多诗人直接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入诗，凡此种种皆造就了清代丝路纪行诗歌独特的风格。

就诗人自身创作风格而言，丝绸之路上的壮美风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陶铸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影响诗人的创作观念和风格，许多诗人在行旅丝路之后，创作更上层楼，洪亮吉即是一例。论者对其丝路纪行诗评价甚高，如“塞外诸诗，奇情异景，穷而益工。”（《国朝诗萃二集》），“至万里荷戈，身历奇险，又复奇气喷溢，信乎山川能助人也。”（《听松庐诗话》）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不计其数的重大事件，而再次统一西域、打通丝路，毋庸置疑地成为清王朝最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之一。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经历了天山以北两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天山以南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清代中央政权终于统一天山南北，将河西走廊所连接的西域广袤的疆域再度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学闵建议重修《一统志》，其理由就是要将刚刚重新统一的西域纳入到《大清一统志》，“以昭大一统之盛”（《大清一统志序》）。乾隆四十九年完成的续修本《大清一统志》，专门以七卷的篇幅设立了“西域新疆统部”，这次重修“体现了大一统版图的完整以及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从而贯彻了国家大一统的纂修宗旨”（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乾隆皇帝还颁旨对西北进行实测，将西域各地的节气时分补入《时宪书》，新疆舆地收入《内府舆图》，这些措施都宣示着疆域统一之后，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和政治地域的认同。嘉庆十七年（1812），嘉庆帝命令穆彰阿等再次重修《大清一统志》，将“西域新疆统部”明确为“新疆统部”。清代确定的“新疆”，并没有新辟疆土之意，同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沙俄侵略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总结得好，他称为“故土新归”确切地反映了中原士人对待这片区域的认识和历史情感。

纵观丝绸之路的历史盛衰我们会发现，国家的统一安定是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平等交流是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家、民族在历史实践中达成的共识。因此，追求和平与统一、反映交流与认同，是整个清代丝路文学的主旋律。

首先，清人丝路文学的主题表现上，除了传统的风光纪游诗作以外，大量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北边疆、友好交往，以及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和认同的社会生活场景。这些描述不仅是国家大一统局面下的润色鸿业、歌功颂德，更深层地反映了诸多中原士人身履目验、实地体会之后的真切体会。他们的创作，无一例外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理念，边疆的巩固和繁荣，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诸如周珠生“且喜皇图无内外，笑他秦帝筑长城”（《呼图壁贻施巡检》），即暗含此意。

其次，创作视角的转换上，清代丝路文学的创作者也有了新变。版图的统一，疆界的明确和国家意识的增强都对清代的丝路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体现在清代诗人理解和审视乃至记录、评价丝路社会生活的时候，其身份和立场的改变。他们的身份从旅行者、外来客变成了主人翁。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看待边疆风物、少数民族文化，更多的是本着宽容的善意去观察，是以“同胞”的立场去理解和认同，如施补华《轮台歌》有句云：“衣冠大半仍胡俗，郡县从新隶职方”，即反映了中央政权虽然设立郡县、统一了政治区划，但还是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说明清代文人已逐渐将以汉民族为主的视角转换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视角。

再次，意象选择上，反映出清代诗人进步的民族文化心态。在传统的丝路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边塞诗作当中，丝路上的阳关、楼兰、塞外、孤城、阴山、沙场、胡虏等意象，往往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荒凉、冷寂的感受，使人感觉西域是一片不毛之地，阳关之外的少数民族是未开化的蛮族。这是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地理特征与中原差别较大，而中原与西北边疆的民族交流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又较少的缘故。清代统一西域之后，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原与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所以清代文人对这片广袤的土地更加熟悉，他们的诗作有意消除了边地与中原的隔膜感，通过对边疆风物的描述，不再刻意放大文化、地理环境当中的“异质”特征，表现出了一种求同存异、民族共融的态度。在他们的诗作之中，虽然传统的边塞意象仍在使用，但其蕴含的文化心态却早已改变。“衣冠通日下，风景似江南”（毕沅《抵迪化城有作四首》）、“春度玉门关外满，不须听作战场声”（和瑛《闻城上海螺》）、“祁连山上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铁保《次及门阮中丞寄怀原韵》），这样的描述拉近了中原与边地的距离，也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丝路面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清代士人进步的民族文化观，体现了诗人们对边疆文化环境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