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历史学家如何“围攻”特纳的边疆思想

美国西部以及欧洲移民后裔定居西部的过程，至少在两个世纪中主导了美国人的国家想象。有时，它也成为历史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

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西部历史反映了人们对西部浪漫、积极的观点，这种观点为许多美国人所喜爱。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土地意味着冒险和机遇。西部地区是人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勇敢者和上进者经历艰难险阻可以建设新文明的地方。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俄勒冈小道》（Francis Parkman，The Oregon Trail，1849）——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中就提出了许多类似的假设，影响并塑造了几代美国人看待西部和西部历史的方式。但是西部历史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应该追溯到1893年美国历史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会上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宣读了一篇着名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很快以“特纳命题”或者“边疆命题”命名的特纳的论述，影响了两代民众和学者对西部的观点。

特纳命题的阐述简单明了。白人向西部移居——最初拥有大片自由土地，后来自由土地不断缩减，美国移民持续向西推进——是美国历史的基本主题。西部扩张的过程是改造蛮荒土地、打造现代文明的过程，也是美国民主、自由主义思想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整个过程不仅影响了西部，更影响了全国。“对于希腊人来说，地中海打破了传统束缚，提供了崭新生活，催生了新的社会机构和制度；对于合众国来说，日益缩小的边疆同样甚至更是如此。”特纳命题对新一代美国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美国西部历史研究影响更久。

20世纪上半叶，史学领域几乎所有重要学者都在重复和阐述特纳的（至少是部分）观点。几十年以来，雷·艾伦·比林顿的《西部扩张》（Ray Allen Billington，Westward Expansion，1949）一直是史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比林顿对特纳命题的精巧修改使他所谓的“帝国西进路线”（欧洲人向无人定居土地推进）始终成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1931）和《伟大的边疆》（The Great Frontier，1952）中，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同样强调了得克萨斯州和美国西南部的白人在克服众多阻碍（在西部描写中，韦布尤其提到了土地干旱贫瘠），创建伟大文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机智。

特纳命题从来都不缺少批评者。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试图动摇其解释美国西部历史的努力才真正开始。在《处女地》（Vingin Land，1950）中，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仔细研究了特纳及其弟子呈献的许多英雄形象。在他看来，这些形象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刻画，还不如说是对神话的描绘，许多美国人利用这些神话去塑造和支撑一个与现代社会相悖的自我形象。厄尔·波莫罗伊（Earl Pomeroy）在1995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及其他许多作品中向特纳提出挑战，反对他提出的西部是个人主义、改革创新和民主复兴的沃土。他认为，“保守主义、传统继承与历史延续显然十分重要”。“西部人从根本上讲是效仿者而不是革新者……他们往往是最热衷于墨守成规的人”。霍华德·拉马尔在《达科他领地，1861—1889年》（Howard Lamar，Dakota Territory，1861-1889，1956）和《西南边远地区》（The Far Southwest，1966）中强调了西部各地丰富多样的生活体验，反对特纳派强调西部独特环境决定西部生活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新一代西部历史学家更是重点攻击特纳命题和“边疆”思想。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则对种族、性别、民族、文化等议题饶有兴趣，理查德·怀特、帕特里夏·尼尔森·利默里克、威廉·克罗农、唐纳德·沃斯特、佩奇·帕斯科等“新生代”西部历史学家也产生共鸣，从诸多方面对特纳派提出挑战。

在特纳眼中，19世纪的西部是一片“自由的土地”，等待着英裔美国人定居和美国民主的扩张。拓荒者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排除万难——面对“广袤的森林”“高山的屏障”“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绵延似海的贫瘠平原、干旱无雨的荒漠、原始凶残的野蛮部落”。与之相反，“新生代西部历史学家”摒弃了“边疆”的概念，更加强调西部地区业已存在的，由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混血人等共同组成的复杂精巧、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他们认为，英裔美国白人与其说是定居于西部，还不如说是征服西部，而且这种征服远未结束。西部的英裔美国人不仅要与先前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而且要与同时涌入西部的非裔美国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共同分享这片土地。这些学者宣称，美国西部历史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多元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语言长期竞争和相互作用的过程。

特纳笔下的西部是英勇、胜利之地，更是进步之所，写满了勇敢白人创造的丰功伟绩。而新一代历史学家描述的西部却并非那么辉煌（也并非那么充满阳刚），而是勇敢、成功、对抗、贪婪以及失败并存的地方；破败废弃的小镇，荒凉阴郁的印第安保留地，穷困潦倒的贫民区，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景观与辽阔的牧场、肥沃的农田和繁华的城市共同构成西部发展的特点；在塑造西部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和男人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新西部历史”学派的这些观点引来了众多批评，特别是那些对西部传统描述充满依恋的人。例如，小说家拉里·麦克默特里就曾把新学派理论称为“失败的研究”。他坚持认为，修正主义者在反对西部人浪漫形象的同时，也忽略了西部生活最为重要的方面。

对特纳及其弟子来说，19世纪的西部是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振兴美国民主，使其重获生机的地方。而对于新学派历史学者来说，西部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自圆其说的神话。西部与国内、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实际上，英裔美国人持续移民西部的唯一因素就是外界对西部自然资源的需求。西部“拓荒者”从来都不是自给自足。他们要依靠政府出资修建铁路才能进入市场，依靠联邦军队保护才能免受印第安人侵扰，以后还要依靠政府出资修建堤坝、运河才能灌溉农田，维持城镇生活。

特纳把西部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到19世纪末随着“边疆谢幕”一起结束的移民过程；而新历史学家却把西部看成一个区域，它的历史没有在1890年结束，而是延续至今。

（本文摘自《美国史》，艾伦·布林克利着，陈志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