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积弱积贫的局面必须改变!”苏轼不待弟弟说完，接过话茬儿侃侃而谈，“我们常说，辅佐皇帝，使皇上成为尧和舜那样贤明的圣君，使国强民富，风俗淳厚，这是我们的抱负。现在看来，实现这个抱负，就得从革新政治、改变现状入手....不过，变革也不能急于求成。”

苏辙点头称是，深表赞同。

那一天，他俩又到郊外去看古迹禹王台，路上看见人群象潮水一样往前涌，原来是看斩犯人的。他俩也挤到人流中心，只见四五个农民模样的犯人背上插着亡命旗，各有两个刽子手架着，明晃晃的钢刀搁在脖子上。

“大伯，被斩的这些犯人，都是犯的啥罪?”苏轼问一个鬓须斑白的老汉。

“有的是抗皇粮不交，有的是偷了公家的东西，”老汉慢条斯理地说，“还有的是打了当官的.....”

苏轼心想:抗交皇粮,盗窃公物，殴打官吏，固然都是犯罪，但都不是杀人犯,是不是都应该杀掉呢? 政府应当褒奖善行，施刑宽厚。严刑峻法，罚不当罪，能治理好国家吗?

这次登临禹王台，苏轼并没有纵情游览，尽兴而归，一路上他深深陷入沉思之中。

大考的时刻终于盼到了，这是当时应试读书人的最重大的时刻。十年寒窗苦读，能不能见成效，出硕果，就要看这黄金般的一刻了。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正月，应试的前一天，苏轼兄弟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半夜就起床，仔细梳洗已毕，草草吃罢早餐，带上早已准备好的狼毫毛笔，上等的松烟墨，苏轼还特意带上他那块心爱的“天砚”，又包些干粮咸菜，天还不亮，苏洵就送他们从寄宿的庙宇出发了。

他们怀着极端兴奋、充满希望的心情，迈着轻捷、矫健的步伐，迎着清脆的更鼓声，向着京城中心的皇宫走去。

这次礼部负责主持的大考，欧阳修被仁宗皇帝任命为主考官，还有梅圣俞等不少著名的学者担任评判官。考生-考完出来，他们就进入禁宫，与外界隔绝，开始评卷。试卷都由别人重抄一遍，不写姓名，以免评判官看出姓名或笔迹，营私舞弊。录取的试卷批好后，呈给皇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