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姚念慈：康熙为何自擒鳌拜

四大臣辅政，本不过清初顺康两朝政权交替之际一过渡形式，今人着述多视辅政体制出自孝庄太后政治智慧。按索尼、鳌拜等四辅臣皆属皇帝所辖上三旗，其身份为宫内侍卫首领；幼主新立，一朝顾命大臣既无宗室亲王参预其间，更无容满汉阁臣厕足，则其器局狭隘可知。四辅臣虽不同于代天子行政之摄政王，其权限却无明确规定，故其行事亦不受制度所约束，实为一仓皇琐屑之局。然而四大臣辅政八年，毕竟是清初政治演变中的一环，不可忽略。本文摭拾剩义，或能稍补时贤之未逮。

《清圣祖实录》卷29，记玄烨逮治鳌拜一事甚简略。康熙八年五月戊申：“命议政王等挐问辅臣公鳌拜等。（随谕鳌拜罪状六款及遏必隆知而不言，阿南达每进奏时称鳌拜为圣人云云）着一并严挐勘审。”戊申为十六日。《清史稿·圣祖本纪》亦记拿鳌拜在戊申，从《实录》也。然述其事则有所扩充：“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力多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按：满语执事人）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昭梿《啸亭杂录》卷1“圣祖挐鳌拜”条云：玄烨“以弈棋故，召索相额图入谋画。数日后，伺鳌拜入见日，召羽林士卒入，因而问曰：‘汝等皆朕股肱旧蓍，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帝因谕鳌拜诸过恶，立命擒之”。《清史稿》本纪当参酌此条及他传闻而成。官修《清史列传》卷8《索额图传》：“八年五月，索额图奏请解吏部任，效力左右，仍为一等侍卫。是月，内大臣鳌拜获罪拘禁。”隐约见索额图参与密擒鳌拜。玄烨之召索额图谋划，颇似汉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盟。然桓帝收梁冀，乃发兵围其第，而玄烨却无能发兵。其所依恃所谓“侍卫、拜唐阿”“羽林士卒”，料其人数不多，故唯俟鳌拜入奏时擒之，则较之桓帝，其险似有过之。此今日着述所以云玄烨智计过人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有《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一则（下简称《钦定罪状谕》），应为最原始之史料，非如《实录》上谕止罪六款，且未书明谕示何人何衙门。尤可注意者是《钦定罪状谕》的日期为“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较《实录》戊申日早四天。若此所书日期不误，则玄烨当日擒拿鳌拜之后，必惶惶然徘徊数日未知如何措置。《实录》记戊申日谕议政王等，应是大局已定之结果，上谕六款罪状，亦据《钦定罪状谕》删节润饰，然后附入戊申日。

细审《钦定罪状谕》及《实录》所载鳌拜等人过恶，谓其培植党羽，打击异己，甚至强奴欺主，确然有之；至若云其威胁到玄烨本人，以致迫使玄烨不得不先发制人，则不能令人信其必然。何况此时玄烨亲政已近两年，谕旨由己出（详后），何不以正常途径明谕罢黜鳌拜，而必戏剧性地以计擒之，治史者于此亦不能无惑。或以为玄烨擒鳌拜之前已将其党羽二三人差遣在外，调索额图入内，已时机成熟云云。皆由《清史稿》及传闻演绎而出，似是而实非。鳌拜党羽众多，二三人何足影响大局。果真时机成熟，玄烨自当召集群臣明谕逮治，何至于采取非常之举，其中或有未发之覆。

鳌拜屡朝功臣，辅政时势力遍于朝廷内外，内阁大臣于其家私相计议，诸王宗室亦无从相抗衡。这些都是事实。但鳌拜之流究竟为异姓臣子，依满洲传统，其与本主则有如仆隶，视若孤雏腐鼠。况其本主即天子玄烨，若玄烨及孝庄太后皆不能容，联诏以下，除之何难？鳌拜等人绝无反抗之余地。至于担心鳌拜反噬，危及两宫，此在家法甚严之满族社会内，绝对为一天方夜谭。故可断言，玄烨自度翦除鳌拜不当孝庄之意，无能获得孝庄支持。此其一。

六年七月，辅臣索尼以世祖福临十四岁亲政引为故事，“今主上年德相符”，奏请玄烨亲政。孝庄却不允辅臣谢政，谕以“缓一二年再奏”。故玄烨亲政诏书曰：“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是知六年七月玄烨亲政之后，辅臣地位如故，乃孝庄之谕。由此可推断，玄烨不以明谕废鳌拜，实有碍于孝庄，而非畏鳌拜之权盛。上文所说玄烨擒鳌拜之后数日惶惶未知如何措置，大抵观望孝庄态度。则无孝庄首肯，玄烨无权擅废辅臣，又约可知。此其二。

玄烨既自擒鳌拜，则玄烨之不能继续容忍甚明。以统治者立场论，鳌拜辈之大过恶，莫过于五年底杀大学士苏纳海等及六年七月杀辅臣苏克萨哈二事。然至八年五月，时隔已近两年，玄烨何不能继续容忍？从史料上分析，玄烨并无何种重大举措酝酿成熟，因遭鳌拜阻挠而难以施行。玄烨何不静候孝庄来结束辅政，实行平稳过渡？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玄烨迟迟不见鳌拜有归政之意，亦不见孝庄有催促之旨。若孝庄有旨催促，鳌拜抗旨不归政，则必见之于鳌拜罪状。此时玄烨年已十六，较其父福临亲政之岁已过两年，又迫近孝庄许诺“缓一二年”之最后期限，是以玄烨断然处置鳌拜，迫使孝庄以践前言。此其三。

最后，比较一下玄烨与其父福临从继位到亲政过程的差异，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清初皇权演进的认识。福临即位，并非皇太极建立了皇位世袭的皇统，而是八旗内部斗争的产物。八旗宗王议立福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八王共治制的回归，孝庄不可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满族皇权专制的真正确立，是入关定鼎中原的结果。因此，当多尔衮摄政结束之后，福临的皇权便不受任何干预，孝庄与福临的关系完全是被动的。玄烨继位则不然。福临去世前，八旗宗王已不复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处在权力核心地位的是福临及其身边的索尼为首的内大臣。福临垂危之际，内大臣虽控制着政局，但在名分和资格上却绝无可能来安排一次皇朝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孝庄太后自然成为政局中的主角。

玄烨继位和四大臣辅政只有通过孝庄的诏旨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而玄烨生母一系并无有力的政治背景，故玄烨在福临生前未曾受到任何重视，即使论齿序，玄烨亦不当立。孝庄之选择玄烨纯属偶然，可以说，玄烨的皇位是孝庄一手所赐。不言而喻，在玄烨被允许亲政之前，皇权的最终权源仍操在孝庄之手。玄烨虽尊福临继后孝惠皇后为皇太后，但孝惠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故玄烨对孝庄不得不唯命是从。就此而论，玄烨不顾孝庄意愿逮治鳌拜，彻底结束辅政体制，即是对孝庄的政治否定，并从其手中夺回权源。玄烨擒拿鳌拜，属于满洲贵族内部权力再分配，虽不是政治改革所促成，却为玄烨后来的政治道路奠定了基础，此属另一问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玄烨亲政之后，侍奉孝庄极为周到，这在《实录》《起居注》《御制文集》《庭训格言》中都有记载。太后外出避暑疗养，玄烨设非机务缠身，皆陪同前往，亦步亦趋，不离左右，一应琐细，事必躬亲。玄烨皇位既为孝庄所赐，饮水思源，自当竭力图报。官书为凸显玄烨恪尽孝道，颇不惜笔墨；玄烨本人也于言辞中，极尽渲染。然则康熙十一年，玄烨两次陪孝庄在外，一值亲子夭折，一值皇后染疾，玄烨恐孝庄令其暂离回京，故不欲孝庄闻之，实大违人情，非常理所能容。当时玄烨年近二十，正血气情欲刚盛之际，何以能自忍若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玄烨对孝庄谨小慎微、竭尽孝道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强烈的负疚感，以至于发生任何事情，都不愿稍拂孝庄之意；否则无法对玄烨这种反常的心态和举止作出合理的解释。

据《实录》《起居注》，玄烨于孝庄数日一请安，二十余年从未间断。故此反常心态或负疚感不可能产生于日常礼仪存问之间，只能来自非常之举。而这非常之举，稽诸史实，揆之情理，唯有未经孝庄首肯，逮治鳌拜，结束辅政一事。此举对孝庄而言，不啻其权威受到重大挑战，是以其心理所受刺激可想而知。就玄烨而言，由于对辅政体制之不能忍，不得不进而剥夺孝庄之权源并归于己，实于良心道德有所不安，内心深处产生负疚感，亦属自然。玄烨对孝庄超乎寻常的孝敬，似乎也可由此获得进一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玄烨对孝庄一方面孝敬有加，另一方面却阻隔其与群臣的联系。《起居注》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谕日讲起居注官：“朕向诣两宫问安，尔等起居注官常行记注。朕思朝夕问安视膳以尽孝道，乃为子孙者之恒理，岂有一刻间断。此后朕每诣两宫问安时……侍直官不必随行。”检诸《起居注》，事实上至迟自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起，记注官所记太后谕旨皆由玄烨传谕。所以，我们今日所见之孝庄，实为玄烨描绘之形象，而非史官所亲见记录之孝庄。

另据《实录》卷31，康熙八年八月壬申，即擒拿鳌拜三月后，玄烨颁谕严禁文武官员交接内大臣侍卫：“近见有不安厥分，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揆之臣谊，殊为不合。……以后如有匪类妄行，陷人以图侥幸，自以为贤，希觊升迁，及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不宥。”侍卫、内大臣是仅有可以接近内宫的官员，切断朝官与侍卫的交通，其直接意义当然是防止内侍把持朝政，形成强大的宫内集团。而内大臣、侍卫地位的上升，正是顺治后期政治变动的结果，也是孝庄设计四大臣辅政格局的出发点。削弱、限制内大臣、侍卫的活动，也未尝不可以说间接地阻滞了孝庄对时局的掌控和影响。

综合上述两方面，我们可以说，玄烨在对孝庄竭尽孝道之能事的表面下，实际上却将其孤立起来，纯粹成为供奉的偶像，从而结束孝庄干预朝政的历史。而这一成果的获得，即来自玄烨不顾孝庄意愿，独自逮治鳌拜的非常之举。

（本文摘自《定鼎中原之路 : 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姚念慈着，三联书店，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