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受颐：被遗忘的北大历史系主任

民国的学人曾因抗战或内战滞留定居海外者不在少数，数十年来海内外发掘甚广，但还是有遗珍，例如抗战之前的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陈受颐者，因为材料限制，两岸三地都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陈受颐为北大历史系题写系名

陈受颐（1899-1978），生于广东番禺的书香门第，兄弟四人。目前流行说法多将陈受颐归为陈沣的曾孙，陈沣（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世称东塾先生，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是位通晓天文地理、乐律算术、骈文填词的岭南大儒。钱穆曾评陈沣“晚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学术史上主汉宋兼采，力主新式学风”。

这种攀附可能是为了突出陈受颐的家学渊源，其实是以讹传讹。吾友刘君曾就读陈受颐执教过的美国大学，闲暇之余系统翻阅过陈氏旧档，发现陈受颐在读《东塾先生年谱》时，手注其世系，明确为陈沅而非陈沣之后，因此陈受颐应是东塾先生的侄曾孙。不过，陈氏并未辱没陈沣之学，而且还刊载其遗稿。

陈受颐三岁发蒙读书，1913年考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后又升入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是由美国1888年在广州创建的教会大学。陈受颐在岭南大学读了一年预科，四年本科，专攻文学。1920年毕业留校，两年之后改为专任讲师，教授英文和国文课程。教学之余，陈受颐还与学生创立南风社，出版《南风》杂志，响应【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主张输入西洋学术，改造中国学术，在南中国发起一场文学运动。1923年秋，梁宗岱考入岭南大学文学系，在其活动下，岭南大学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成为郑振铎和沈雁冰领导的文学研究会在广州的分会。

1924年陈受颐半工半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他最初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史，后受John M. Manly 教授的影响，转向研究比较文明史。John M. Manly (1865-1940) ，芝加哥大学英语系主任，他虽然担任中古文化史的教授，但对于中古史也有很深的研究。四年之后即1928年，陈受颐以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八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为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重回岭南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陈受颐利器在手，擅长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文字，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为己任。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研究西方文化在中国影响者历来不乏其人，而陈受颐则是民国学界发掘中国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意义的先驱。16世纪末以来，作为沟通中西使者的传教士不但将西洋文明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明带回西洋。例如莱布尼茨主张东西洋应当交换文化，弥补双方缺憾。而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更是引用甚至编造中国文化的长处批判法国社会。中国在乾隆年间，中画的西洋化以及圆明园显然都受到西洋文明影响。陈受颐1929年创办《岭南学报》，并在其上发表《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宾逊的中国文化观》，《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及《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力作，奠定陈氏在中西文化接触史研究中的地位。

陈受颐自中学起在岭南接受西方教育，如果陈受颐在出国前还是中西文化折衷调和论，那么留学生活则强化他对西洋文化的信心，坚定全盘西化的思想。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在美国师从名师，深入学习西方历史文化和物质文明，同时，对照中国文化更促使陈受颐的转变。例如陈受颐在留学期间，曾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一门中国文化课，虽然极力寻找中国文化的好处，但除了千百年前祖宗的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等之外，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夸。因此，陈受颐学术思想上主张西化，后被好友陈序经（1903-1967）发展为“全盘西化论”，主张全盘抛弃中国专制文化，系统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民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思想流派。而陈受颐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实质是为西化寻找合法性，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三百年前就该系统西化，从而避免近代的鸦片战争和主权沦丧。

陈受颐立足岭南，自《南风》杂志时期，其以西学改造中学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为北方的学界领袖胡适和傅斯年欣赏。1931年初，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胡适重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此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经搬到北京，所长傅斯年毕业于北大，并在北大历史兼课，胡适和傅斯年二人成为蒋梦麟的左膀右臂，共执北大文科之柄。两人力邀陈受颐北上，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北大聘请陈氏另有一深意，北大素以文学和史学为世所重，胡适和傅斯年试图将其打造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北大史学系自1918年废门改系，由朱希祖长期担任系主任，朱氏受教于章太炎，为南明史专家，因此北大史学教授多是国学湛深之人。胡适和傅斯年希望改弦更张，仿照史语所改造史学系，史料与语言并重，而陈受颐中西兼通，可以西学补国学之不足，闳中肆外。

1931年秋，陈受颐北上执掌北大历史系，直至1936年暑假结束，前后共五年，是民国时期继梁启超之后的又一次南岭学人北上。陈受颐月支薪500元，与文学院长胡适等同，仅次于校长蒋梦麟的600元。而陈受颐的弟弟陈受康在北大政治系任副教授，每月320元。陈受颐主持北大历史系期间，史学系聘有教授钱穆、孟森、毛子水、姚从吾、皮名举等，以及兼任教授傅斯年、顾颉刚等，皆是一时之选。

北大史学系虽自1920年开始设西洋史课程，但一直敬陪末席。陈受颐着手拓展北大史学系的格局，致力于西洋史课程建设，使之不仅限于线装书。陈氏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在史学系开设西洋中古史、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西洋十七至十八世纪史、西洋史籍举要等课程。陈受颐最擅长的中欧文化接触史，深得学生喜欢。据学生回忆，陈虽是一个广东人，但北平话讲得极为清楚明亮，西洋史料的运用堪称精深博洽。他对于问题的研究，不守一隅，博采众说，间或又加以自己的批判和论断，讲论起来源源尾尾，头头是道。

陈受颐不仅自己开设西洋史课，而且聘请名家如皮名举开设西洋史学史。皮名举为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之孙，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专攻世界史，1935年回国被北大史学系聘为副教授。此外，史学系还有陈同燮讲授西洋通史和英国史，向达讲授西学东渐史，齐思和开设西洋当代史，聂鑫开设法国史，罗念生开设希腊史，卢明德开设俄国史，姚从吾开设世界史选题研究，王谟开始西洋地理，在陈受颐的努力下，北大史学系建立了国别齐全，时代完整的西洋史课程体系，同时，陈受颐还为系里购买大量外文书籍，完善课程制度。

陈受颐主持史学系的五年期间，西洋史的开设使学生摆脱传统国史支离破碎的考证以及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散漫知识，接受严整的西洋史训练，中西兼修，培养出一批着名史家，如杨向奎、全汉升、何兹全、张政烺和邓广铭等。《北大院系介绍》回顾北大史学系的发展，论及陈受颐：“陈受颐继为系主任后，更在课程制度上建立了完美的体系，切实的启导学术研究的旨趣。于是根基既固，发展有途，人才荟萃，声誉益隆。”1947年中央研究院组织第一次院士选举，陈受颐与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位列人文组历史学的九名院士候选人，虽然最后落选，但足见其影响。

194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欢迎回国访学的前系主任陈受颐，前排左起：邓广铭，陈受颐，毛子水，郑天挺，张政烺在北大期间，陈受颐还参与调解当时轰动北平的梁宗岱离婚案。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文学家和翻译家。1923年保送入岭南大学文学系，与陈受颐有师生关系。1924年陈受颐前往美国留学，梁宗岱则前往法国留学，1931年又与陈受颐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陈受颐主持史学系，梁宗岱主持法文系。梁宗岱文人多情，1933年因与结发妻子何瑞琼的离婚官司闹得满城风雨。陈受颐在院长胡适的邀请下，以同乡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参与调解，双方最终达成离婚协议，但离婚之事也导致胡适对梁宗岱的不满，并将其解聘，双方从此结下冤结。

1936年夏，陈受颐休假一年，前往与岭南大学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南加州波摩那（Pomona College）学院任客座教授半年，然后去加州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和国会图书馆研究半年。次年归国，适值抗战爆发，山河零落，北大校园也被日军占领，他旋又在胡适的介绍下赴美，先后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南加州波摩那大学聘请，执教三十余年，并着有英文的《中国文学史》，1978年逝于美国，一代名家最终归于西洋。期间，由于大陆易帜，中美隔阂，陈受颐逐渐被忘却，在两岸三地从此不见了踪迹，而陈受颐以西学改造中学的宏愿却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