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他进去一看，又发现司马光的儿子竟不在灵柩旁边。一问,原来又是程颐的鬼主意，说什么那样不合古礼。苏轼十分气愤，便顺口讽刺了程颐一句:

“伊川先生(指程颐)可真是个粗俗的叔孙通呀!”大家一听，都觉得这句话正中程颐的要害，不由得心中暗暗叫好。程颐心中自是不满，于是两家便结下了仇隙。

伴随着大地主大贵族保守集团的专制统治，政治上的黑暗腐败现象一一暴露出来。有的边防将领，敌人入侵时闭门不出，反而受到朝廷奖赏;有的边防将领谎报军情，敌人杀掠万人，他向中央报告说没有死亡一人。广东有个岑探，举起反抗大旗，包围新州，政府派童政“救围”，童政竟杀死无辜人民数千人;还有些吏卒，屠杀妇女冒充男子首级，用以请赏，政府也不管不问。恢复差役法以后,老实农民身在官府支差，贪吏狡猾，多方侵吞，比从前痛苦十倍。

苏轼为人心直口快，对这些现象难以容忍不言。他敢于触犯权贵，抨击现状，揭露黑暗，因而得罪不少人，他的政敌就多起来。首先是以贪污著名的御史赵挺之，连接上表攻击他，诬陷他。

苏轼替太后起草的吕大防拜左相的诏命，其中有“民亦劳止”的句子，这句话出于《诗经》一首讽刺周厉王的诗。赵挺之抓住不放，指责苏轼毁谤神宗，把神宗比为暴君周厉王。

几年前苏轼在扬州竹西寺墙璧上题了三首诗，末一首是这样的:

此生已觉都无声，今岁仍逄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首诗写他得到朝廷准许，将在常州居住，以后不再有政事累身，恰好今年又遇上一个丰收年，心情是很愉快的。这首诗是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写的，而神宗是在这年三月五日去世的。御史们可捞到一根大稻草，据此指责苏轼写诗庆祝神宗去世,大逆不道,完全失去了臣子的良心。

这个指责非同小可，调查时需要苏辙作证。

“家兄三月在南都，就听到神宗驾崩的噩耗，不可能是五十六天后在扬州才听到。”子由替哥哥想出了更好的辩解，“诗中的‘好语’，我相信是家兄下山时听到了哲宗陛下即位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