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鹗：“北拳南革”之间的“老***”

刘鹗（1857—1909）以《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观其一生，几乎与晚清五十年相始终。胡适总结说：“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在他眼里，刘鹗不仅是“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老残游记〉序》）然而，这位留名文学史的人物，一生境遇多舛，济世、救民的抱负一无所偿，乃至落得“杀身而丧名”的结局。（罗振玉：《五十年梦痕录·刘铁云传》）其中开矿、筑路诸创举，在生前即被指为“汉奸”罪名，身后仍然为遭到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胡适在列举刘鹗生平四事后，有按语谓“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尤其“山西开矿造路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其实，岂止是“当时”，在胡适作此文数十年后，也未必有多少人厘清此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刘鹗像

一般认为，刘鹗最早投身路矿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事发生时，正值甲午战后举国阵痛、群言变法之际，兴筑铁路也作为“方今切要之图”被清政府提上日程。继芦津铁路上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清廷批准芦汉铁路立项，并以该路“道里较长，经费亦巨”为由，宣布实行“商款商办”方针：“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着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如此巨大的工程招商承办。全国范围内，响应而起者颇不乏其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四人，他们均向政府宣称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清廷因此谕令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1830—1908）、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对前述四人“详加体察”。

1903年张之洞下火车官员迎接场面

在当时对铁路感兴趣的华商，既乏资本，又无势力，欲有所作为，似只有借用外资一途。“四商”因缘际会出现在历史前台，各自面目却相当可疑，当时官家指其“均系洋股影射”，无一可靠，后世论者也强调“四商”争竞绝非商情踊跃之表征，只是一小撮人利欲熏心，自投洋商彀中。今据姚锡光日记为一手资料，可清楚地知道刘鹗谋办芦汉路时，确有向洋行借债之举，但较“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的情形，则又有不同。

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利权已有相当的自觉；在最惹非议的利用外资问题上，刘鹗辩解说：“借外款是为了开发矿山，并非出卖。筑铁路和开租界不同：租界租给外国人，主权也落于外国人之手；开发矿山，只是借钱，主权仍在中国人手里。”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只能一面向洋行虚应将有“承办芦汉铁路明文”，一面向政府夸口已获“上海履祥洋行所保一千万华股”。作为刘鹗攻关的主要对象，张之洞对“商股”本无信任和信心可言，加之与盛宣怀在铁厂、铁路交易上结成利益联盟，最终由“官督商办”名义将“四商”统统划入另册，并非偶然。刘鹗留鄂之际，张之洞致李鸿藻一函将其在盛宣怀与“认办铁路之商人”之间的取舍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铁厂因经费无出，遵旨交津海关盛道招商承办，良非得已。该厂炼钢造轨，足媲西制。将来铁路、铁厂必须联为一气，我用我轨，方能自保利权，且协政体。认办铁路之商人，昨已陆续来鄂，面加询考，惟其中皆系洋股影射，殊觉令人索然，此事实难措手耳。”（《致李兰荪宫保》，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而刘鹗做出类似现代“皮包公司”的投机行为，更让官家落实了“敢为欺谩”的印象，被视为“贪狡妄人”，部分也属咎由自取。不可否认，刘鹗等人兜揽路矿，在“兴利养民”的愿望下，或有“为了他自己的剥削收入”而打的个人算盘，但须指出的是，甲午后清廷所谓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既无护商之诚，又乏重商之政”，无怪有论者在举张之洞为例证后感慨：“作为一名公认的‘开明’总督，尚以如此粗暴态度对待‘商办’，则其他官员的面目可想而知。”刘鹗的境遇，如具体而微的缩影，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刘鹗一生醉心于开矿筑路，第一次尝试即告完败，似乎不能为“搅乱了甲午战后稍有好转的经济形势”的罪名负责，但却清晰而残酷地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发下上谕：“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不到一个月，再颁谕旨，银行一事准盛宣怀“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此为起点，盛氏不断扩张事业、晋升官阶，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办芦汉路未果后，刘鹗在发展实业的路上屡仆屡起，“世俗交谪，称为‘汉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乃至庚子年（1900）以“私售仓粟”获罪，充军新疆，1909年死于流寓。仅仅两年后，盛宣怀在邮传部尚书任上，到达仕途顶点，而由他一手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官、商间的空前对立，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最终引向***，导致清政府的覆亡。

汉阳铁厂

刘鹗已经无缘见证这一切。成书于1905年的《老残游记》里，他把清政府比作“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但认为“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只要“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可见刘鹗仍对保存清政府之实体留有信心，期待其实现“自改革”，所赠予的“罗盘”，就是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以富国养民。刘鹗曾自我剖白道：

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而此“扶衰振敝”之药方，在后人眼中却无异“饮鸩止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卖国的办法”。（阿英：《关于〈老残游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论者多注意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有理论继承，且见之于行事，不恤己身从事赈济、治河、开矿、修路，正与“圣功之纲，不外教、养两途”相合；特别关怀下层百姓，“以养天下为己任”，亦足见社会危机对中下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刺激。（严薇青：《刘鹗与太谷学派》）在同时代乡贤中，刘鹗最推崇马建忠（1845—1900），欣赏其“负治事之才，通达中西学术”，并为此类“能言而又能行”之人辩护，认为世俗非议不过“少见多怪，无足异者”。这番言语中间实有自我认知的投射。不过，以在野之民奋然而起，挽救世局之衰，在当时显然并不现实。姚锡光日记中记有两人泛论世局的一场对话，姚谓“当督抚，非将李相（李鸿章）之聪明、香帅（张之洞）之规模、右帅（陈宝箴）之坚实合为一人，而上有秦皇、汉武、元世祖之君，不能宏济艰难”，刘鹗深以此说为然。（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但刘鹗自视可以“兴利养民”的种种努力，却为督抚所鄙、国家所弃，那种足以托付、“宏济艰难”的上位者，也终于没有出现，清朝还是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刘鹗的现实道路没有走通，但却预言性地在文学创作中暗示了改造历史的其他力量。他借老残之口发挥的一大通“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之类的宏论被指为“反动”，身后引起过无数麻烦。验诸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光谱，刘鹗被认为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庭”，一度被视作“小资产阶级”，后来定位则变为“既反对各种形式的***，又不属于坚决的保皇党，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刘泽厚：《刘鹗与〈老残游记〉》）刘氏的家族后人略带辩护地总结说：“综计先君一生事业，无不识远虑深，创于人所未知未见时，卒以此致人攻讦。今者代异时迁，先君昔所受人诟病者，悉成利国要图，群知而竟立矣。”（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被发现的五四时期，距刘鹗相对较近，但已明显经历世代更替，钱玄同（1887—1939）径直批评刘鹗究竟是“老***头脑不清楚”，而同时代的胡适指出：

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参见一个老***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方，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在老残眼中，“北拳”守旧，“南革”趋新，而性质皆属于“破坏”；后人赋予“老***”之谓，意涵指向折中，近似更后的“改良主义者”。胡适出此语，意在抛开一时政治褒贬，取历史眼光看待《老残游记》的思想，别具视野，颇富提示性。无独有偶，郁达夫尽管视刘鹗作品所代表的思想为“二三十年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同样强调“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我们若以他的以目下的眼光看来，是完全立于***的地位的议论，来断定他的作品的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却是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一层应该为作者原谅的”。（郁达夫：《读〈老残游记〉》）这一文艺批评或者说思想研究史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考量《老残游记》的作者。将刘鹗放在具体历史脉络中来观察，他本人的言论与行动作为一种“史料”，可以透露时代信息，而经由背景的烘托，他所处的历史位置的价值与局限也同样可以突显。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希望新、旧史料配合利用，考订某一微小的（仅就体量而言，不包括价值层面）历史事件的多个面向，在此基础上贴近去理解历史当事人所遭逢的时代和问题，以及他所可能给出的答案。

（本文摘自戴海斌着《晚清人物丛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