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想要迁都到开封的原因，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争，摧残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劳动力大量流失，人口减少，大片肥沃的土地荒芜了，货币不流通，民间困穷，国库空虚。许多城镇被战火毁灭，变成了废墟，京城洛阳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加上契丹来到中原以后肆意搜刮财富，当耶律德光领兵回国途经新州(今河北派鹿县)时，还强行向当地官府索取了十万缗的稿军钱。

契丹的这种强取豪夺，引起许多地方官吏和百姓的不满，大同(今山西大同县)的官兵起兵反抗，拒绝让契丹军队入城，应州的将领不甘忍受契丹压迫，挺身南归。这些行动，都使石敬瑭深感不安，假如有一天“父皇帝”怪罪下来，他该怎样交代呢?惩办这些官吏和将领吗?那说不定会逼使他们铤而走险，举兵反晋。

现在，石敬瑭才尝到了当“儿皇帝”的苦处。虽说他才得天下，权欲暂时得到了满足，但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又使他忧心忡仲，左右为难。过去是想当皇帝而当不成，现在是当了皇帝又无法治理国家，而且处处都要按契丹的命令行事，离开了“父皇帝”，他的统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当年石敬瑭的谋士,现任枢密使的桑维翰，此刻又来向石敬瑭进言，劝石敬瑭推诚心，弃旧怨以安抚各地落镇，用谦恭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去事奉契丹，整顿军队，训练士兵以修武备。防止内乱，务农乘重生产以安息百姓，充实国库疏通商业，繁荣经济，以丰货财。

处于困境之中的石敬瑭如获至宝，立即采纳了桑维翰的全部主张，开始采取系列的措施，加强他同契丹的关系，巩固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傀儡政权。对京城的整顿自然也就包括在内了。但事情的发展远不象石敬瑭想象的那样顺利。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三月，形势刚刚有了一点好转，又传来一个使石敬瑭极为震惊的消息，范延光已将魏博镇管辖内的各州刺史召到了魏州，所属部队也在迅速集中，加紧进行训练，可能要有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