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柴德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的由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今天还流传的谚语。但是，这个谚语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单称苏杭为天堂？为什么苏杭并称、苏在杭前？这都是和历史有关的问题。

苏州同里退思园 【视觉中国(000681)、股吧】 图

范成大《吴郡志》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是南宋初年的人，至少南宋初就流行这样的谚语了。到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引这个谚语，却变成“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尽管《吴郡志》和《七修类稿》所载都是把天堂和苏杭联系起来，可是措词和今天流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略有不同。到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始于什么时候呢？

清代翟灏作《通俗编》根据刘焘的《树萱录》说：“员半千有庄在焦戴川，极风景之胜。里谚曰：‘上有天堂，下有员庄。’”以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是从员庄的谚语仿来的。刘焘是北宋人，他所记的员半千是唐开元以前人。员半千在唐高宗时上书自陈：“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史书说他有清白之操，居然有一所像天堂一般的庄子，引起一些人的艳羡。可是一个私人的庄子，能传到几代？能有多大影响？不知何人把“员庄”二字换成“苏杭”，意义便不同，流传也久远了。

杭州西湖集贤亭 东方IC 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从天堂——员庄到天堂——苏杭，有个过程，最早当在唐中叶以后，和诗人白居易有关联。白居易先做杭州刺史，后做苏州刺史，他对杭州的风景，赞叹不绝于口，对苏州的景物，时时咏之于诗。如诗集中《和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又《咏怀》一首：“苏杭自昔称名郡，牧守当今最好官。”特别是《忆江南》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等句，传诵人口。苏杭二州之所以见重于当时，一方面由于风景之美，一方面也反映中唐以后江南的经济地位显着提高。

为什么称苏杭不称杭苏？有人说这是诗韵的关系，因为上文是天堂，下文只好称苏杭才押韵；如果说“上有天都”，那末下文当说“下有杭苏”了。这话似乎近理，实不尽然。谚语果然先苏后杭，就是白居易诗文中凡是杭州、苏州同时提到的总称苏杭，不称杭苏，这不是白居易厚苏而薄杭，而是由于当时苏杭二州的历史地位决定的。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曾经有诗比较苏州、杭州、湖州：“霅溪（湖）殊冷僻，茂苑（苏）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范成大《吴郡志》也同意这种说法。

白居易诗中写苏州的繁雄很具体，如云：“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这是当时杭州所不能及的。唐时的杭州基本和明、清的杭州府一般大，唐时的苏州则包括明、清的苏州、嘉兴、松江三个府；唐时的杭州是个上州，苏州则是江南唯一的雄州（见《通鉴》文宗太和七年胡三省注）；至于户口，苏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万户，在江南诸州中也是突出的。可见白居易诗中所述，都有事实根据。这也是研究苏州地区经济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白居易

白居易诗中描写苏州繁荣的如：“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扬州），坊闹半长安。”“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说明苏州城市宽广，街坊热闹，人多，桥多，水多，庙多。诗人心爱的诗稿，除了一部放在庐山、一部放在洛阳之外，并寄存一部于苏州南禅寺。这又说明在诗人心目中，除了觉得杭州自然风景之美超过苏州以外，其他方面，苏州都在杭州之上。当然，杭州比起当时别的州郡还是好得多。可见诗人屡称苏杭，不称杭苏，有一定的道理。

郎瑛认为“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谚语，不是唐朝人的话，他认为“杭在唐时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这句话只有一半对。唐时杭不及苏是事实，如以为苏杭不能相并，那末白居易诗文中苏杭并称的有五处之多，这难道能说不是唐朝人的话吗？我们正因为白居易诗中苏杭并称，论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当始于唐，和郎瑛的想法不一样，和历史事实是符合的。

到了宋朝，苏州依然繁荣，杭州却更加繁华起来。苏辙《读乐天集戏作》一首说：“乐天投老刺杭苏，溪石胎禽载舳舻。”这可以说是为了押韵，他老兄东坡的诗：“那堪黄散付子度，空羡苏杭养乐天”，还是称苏杭。南宋以后，情况大不相同，邓林初入杭州诗：“游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邓林特别强调杭州是天堂，这正是南宋时杭州地位使然。但当时苏州水稻生产仍是第一流，《吴郡志》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陆放翁《常州奔牛闸记》又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话。不管是苏湖也好，苏常也好，苏州在宋代的经济地位仍是很重要的。

封建时代的所谓天堂是地主官僚的天堂，对劳动人民来说何尝不是地狱。不过，封建时代以苏杭比作天堂，正是反映中唐以后封建经济发展的新的水平。特别是苏州地区从唐中叶以后经济发展很快，一个州发展为三个州府，成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其历史意义也在于此。

本文原标题为《天堂苏杭说的由来》，原载《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61年6月11日。现摘录自《史学丛考(增订本)》，柴德赓 着，商务印书馆2017年，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