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二届***史青年论坛：在国际视野下突破民国史

10月20-21日，“国际视野下的民国史研究：第二届***史青年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承办，共有100余位学者参会，其中70余人提交了论文。参会学者大部分为海内外各高校历史系在读博士，也有部分在读硕士和青年教师，论文选题涉及民国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由于与会学者较多，本次论坛分成三个分会场同时进行，每个分会场按照论文选题又分为五组进行讨论，每组有3-5篇论文宣读与评议。澎湃新闻选取两组讨论进行详细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合影

“中与西，新和旧”

第二分会场的首场讨论共有三篇论文。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文哲的论文题目是《“时政划一”:民国初期官定历书的编订与颁行》。辛亥***之后，作为构建现代国家时间秩序的新历书，面临着新旧对立的困境。官方虽然采取查禁私历、删除旧历等措施，但受制于旧有历法传统及社会习俗的影响，以及当政者与中央观象台编历取向的差异，官定历书的推行效果不佳。民初历书编订与颁行中的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政治、权威与科学等多重因素的对立与融合，也见证了现代时间秩序与国家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

苏州大学历史系鲁萍的论文题目是《“科学”与“民族主义”:民国中西医的名分之争》。1920年代中期，余岩等西医开始以新旧区分中西医学，称西医为“新医”、中医为“旧医”。这一区分暗含以新代旧的逻辑，故引致中医方强烈反对。在持续的争论后，中医站到了民族医学的高度，提出了“国医”一词，为己方正名。稍后，部分西医不再斤斤于“新旧”区分，开始以“科学医”自命，一再申言西医是科学的新医，而讥中医为经验的医学。“科学”与“民族主义”由是展开了碰撞。然而，近代中国本有尚慕科学之风，中医一方虽拉上民族主义的大旗，却不可不以“革新”竞存，于是不可避免的开始了“科学化”之路。

复旦大学历史系庞境怡的论文题目是《近代医学术语的嬗变——以“Syphilis”中文译名为例》。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伴随着医学术语的译制，规范命名、使用医学术语亦反映出医学认识、诊疗技术的发展。本文通过对“Syphilis”一词译制历程的考察，回溯20世纪前近代医学术语的形成路径，并以此分析西方传教士、日本医生以及中国近代医者三方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纵使文化交流、译者主观性的选择会影响医学译词形成、确立，但医学知识内核的厘革才是作用于医学译词革新的关键因子。另一方面，其医学术语的最终确立，也反映出近代国人西医实力以及影响力的增强，是近代国人与西方传教士/医者争夺学术话语权之终局。

讨论会现场

“重审五四”

第一分会场第四场讨论共有五篇论文。

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的论文题目是《“塑造烈士”:五四时期的“民族气场”与反日运动的展开》。抵制日货运动是五四反日运动的主要表现，号召抵制日货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真正肩负抵制日货责任的则是一般商人阶层。商人作为生意人，他们要抵制日货，其自身利益必然受损（国货商人例外），他们必须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牺牲自身利益，成全国家利益。但是，长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将使得商人无法生存下去，在此情况下，学生界有意识地塑造“反日烈士形象”，试图通过这种“牺牲自我，成全大我”的国家主义精神来激励国人将反日运动进行下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的论文题目是《从“五七”到“五四”——“五四运动”诠释的发生及其初期演变》。“五四运动”一词蕴含复杂，并非只能与“【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之类的语词发生关系，其初生时的语境与“五七”国耻纪念的相关性反而更为突出。使“五四”适度松脱与“五七”的关联，而与包括“新文化”在内的其他语词符号发生联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波的论文题目是《分业的文化运动:“五四”后一个反思性的倾向》。“五四”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或出于反思性目的，不少青年学生在原有文化运动道路上，有继续前行与深入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抱持一种文化运动的分工意识，“分业的文化运动”渐成一时流行的口号。这一倾向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表现尤为明显，不少学会成员在分工原则的指导下，自觉担负起思想学术方面的使命，在既有的社会运动之外，明确宣告“力学救国”。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的论文题目是《回到思想的现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及其双重性》。“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曾是尼采的名言，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口号。以往研究多视之为五四反传统的象征，而忽视其既重估传统又重估西方的双重性。盖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脉”，同时这一表述又折射出更宽广的时代语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四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此前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充满解放意味的表述能被各方接受，广为流传。

约克大学历史学系赵旭铎的论文题目是《罗生门后的思想与政治之争——1922年广东***组织“附陈反孙”之谜》。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分裂之后，在上海的**中央认为在广州的***组织犯了“附陈反孙”的严重错误，但陈公博、谭植棠、谭天度等广东***领导人在当时与事后均矢口否认有任何依附陈炯明的行为。双方各执一词，“附陈反孙”遂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这一历史迷题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与政治矛盾，既隐藏着不同政治势力间复杂的斗争，也涉及到**早期组织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不同理解，以及早期***员从知识分子到***者的身份转变。

讨论会现场

“突破民国史”

21日上午的会议闭幕式上，汪朝光、戴鞍钢、陈雁等多位学者进行了发言，在总结这两天的参会感受同时，也对与会的青年学者提出更高层次的学术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结合与本次会议同时进行的“第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参会感受，分享了他对历史学的思考。汪朝光首先从“国际视野”的概念入手，提出问题：什么是国际视野？具体是指研究选题、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的国际视野吗？与西方更为接轨的台湾历史学走上了“社会科学化”的道路，这得益于台湾在1960年代后与西方学界的交往，以及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回台任教。相比之下，由于我们把所有非自然科学的学科都划归社会科学，所以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学是人文科学，跟社会科学还有一定区别。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越来越多在西方受过训练的学者回国任教，但是大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仍然没有那么彰显。那么，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今后是否要“社会科学化”？怎样在国际视野下把民国史研究推向新阶段？这都是值得思考的。

汪朝光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教授认为，没有必要将晚清史和民国史做人为区隔。“满打满算只有110年，硬要分成晚清史、民国史、南京政府时期，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得太狭窄。”如果能把晚清史和民国史打通，会有更多新意，对历史作出更好的解读。此外，戴鞍钢指出现在的历史研究大多是具体选题，很少有总体性研究，以致于当代历史学人对“大问题”的思考不如前人。而理解历史需要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如果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具体研究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戴鞍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非常认同戴鞍钢教授的观点，他也提出学者不应该自我设限，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把视野尽可能地打开。对于汪朝光研究员提出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问题，瞿骏认为历史学强调“接着讲”，社会科学强调“反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辈历史学人的作品中有很多“接着讲”的典范，值得反复研读。最后，在现行学术体制下，很多青年学者不得不“抱着题目找材料”，甚至有什么材料写什么文章，很难达到先贤“识大体，知通贯”的高度。瞿骏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诫青年学者，要在硕士、博士在读阶段，抓住工作前最后的、可以恣意阅读材料的时间，为今后“识大体，知通贯”打下坚实基础。

瞿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