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6日，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应邀来到上海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近年来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讲座，由朱虹博士主持。皮国立教授开场即说，这场讲座讲得“柔软”一点，谈谈他对于中国医疗史的一些见解。

史潮与学风

皮教授认为，中国医疗史研究起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过很多学者的共同积累，至今已成为台湾地区历史学中最有成果的一支。皮教授指出，相关的研究回顾已有陈秀芬、杜正胜、蒋竹山、李贞德、余新忠、皮国立等学者进行过梳理。此次讲座主要集中在谈论近几年医疗史研究的动向乃至新成果，皮教授大体先以台湾地区为主，扩展至东亚，再及于西方的研究，这样比较有层次感。皮教授也强调，“中国医疗史”范围是跨越朝代的通贯历史研究分析，近年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以一场演讲来论述已显吃力，但还是希望能给年轻学子一些研究思路上的启发。

皮教授说从新社会史的视角例举了医疗史涉及的诸多课题，比如对身体的认识与文化意义、医家的归类（与巫、道、儒的关系）、男女老幼的家族史、医疗文化交流与医疗所反应的大众心态等等，他认为这种医疗史必须是“有机而全面的”，可以成为着色剂，是对“新社会史”研究中“人”与“生命体认”层次上的探索。对历史的认识，除了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大框架外，也要能兼顾人民日常生活、心态、身体、饮食、医疗与疾病等问题，这是医疗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既有研究领域的维持与扩展

当然，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皮教授引述余新忠新着《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中的观点，指出：台湾医疗史的研究者大多具有西方留学经历，而且很多为研习科学史出身，思维活跃，选题新颖，不过作为一个研究群体，他们虽然有比较接近的研究旨趣，但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差别甚大，故而研究多少显得零散而缺乏系统性。而且除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大多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关注，他们探讨的也多为晚清，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与西方或日本关系特别密切的问题，而对中国近世社会卫生机制及其近代转变缺乏系统了解。

对此，皮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台湾地区的中国医疗史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代学者的努力下，所办的研讨会和研究主题多是一种“集众式”成果的展现。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则大多是学者旧着整合过后的论文集，纳入了不同时期、不同关切主题的论文，虽成果丰硕，但显然研究主题聚焦不足。皮教授认为，当初希望“从医疗看中国史”的学术旨趣仍非常有意义。那么，如何让“医疗”成为解释中国史的一种方法和视角？皮教授认为，在研究上应力求突破，在实际的教学现场中也是如此，这个目标尤难落实，目前所见在台湾的中国医疗史的开课模式，较为缺乏通贯式的解释，比较像是个别式的专题研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说到近年医疗史的通史着作，皮教授认为还是有不少进展，大概牵涉到中医概念、思想之介绍和技术演变的历史脉络。思想和概念的研究，西方学界仍保持一定的关切，而且有一批学者对中医理论的历史仍保持一定的研究兴趣。而针灸、药物、医政等几个议题，则在这几年出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近年研究趋势

皮教授还分析了近年医疗史的研究趋势。若从传统的断代来看，近现代领域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最多的。秦汉的医疗史，必须依赖出土简牍的解析才能更进一步的研究，这几年有不少汇整的资料出现。中古时期的医疗史，大概以宗教医疗的探讨为最多，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宗教与医疗、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受研究者的重视，例如Nathan Sivin的Health Car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唐宋以来的医疗史，比较受瞩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医药交流史、医政与医书的刊刻与知识生产问题、疾病等几个重要的主题上。明清时期的议题则有地方慈善医疗、社会网络（医病）、士人习医或儒医、医学文本传播、本草、中西医药的交流（包括科技史）、精神病学史、卫生史、海关，还有涉及求子方、春药、香药、槟榔、人参等具体药方和药材的研究。

其实，说到医疗史，过去历史学者写的医史被视为“另类”，而随着旧的研究传统被打破，昨日的“另类”已成了今天的“正统”，而不再被边缘化对待。皮教授认为，传统的内史研究者大概比较喜欢将医疗史的研究焦点放在“中国医学流派与学说史”、“医学文献考证与编撰”、“医者传记及思想研究”、“医学分科史”等四大领域，因为这些主题与医者实际的技术知识积累有关。而中国因幅员广大，很多地方的医学都很有特色，因此医学史还有分区研究的传统，这几年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多，例如岭南、温州、浙江等地域医疗史的研究，以及一些城市医疗卫生史研究，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有学者进行过梳理。这类着作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叙说传统的地区的中医药发展史，另一类则叙述西方知识对各地区现代公共卫生变迁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卫生史论述之主轴。在医疗与社团、机构史方面的研究也不少，这类着作主要研究医院或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机构、团体的历史，也包括各种口述史资料。除口述或回忆文字外，这些着作大多秉持者传统的历史书写惯例来进行，诉说医院或卫生机构的发展史，它们几乎都展现一种现代化的进程与经营模式，比较缺少社会文化史的内涵。

当下，近代以来的医疗史发展最为蓬勃，皮教授说，这种状况不只是台湾地区如此，从全球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来看，也是这样。近代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成果，重点还是在中西医碰撞与汇通的层面上开展，例如近代中医的知识转型，牵涉科技文本、语言转化、教育（传播）、在地化等问题。其他研究成果大体围绕着“中西医疗史”、“战争医疗救护”和“疾病、药品与物质文化”等三大方向。又可细分为，从传统中医自身的知识体系为出发点来书写的医疗或疾病史，其中又不乏西方文化如何影响中医、以及传统中医如何转型成今日所呈现样貌之研究。也有以新中国之政治、社会视角切入，解读医疗或疾病防治的技术，可以血吸虫病史和赤脚医生史的研究作为代表。

另外，医疗史的研究背后常会牵涉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所以老的主题可以切入新的视角，甚至可以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药品的消费与跨国贸易史，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对于疾病史的研究趋势，鼠疫、疟疾、霍乱、麻疯、结核病、血吸虫等疾病史，较受到学界关注。皮教授还具体就疾病史的研究谈了他的一些想法，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研究传统疾病史可以抓流行期与病名的梳理，而现代疾病史研究则可以融合环境史与气候变迁、扩散模式、还有国家的疾病控制；或是采取古、今与中、西之间的疾病语词转化，即所谓疾病知识的“建构”问题，或是从治疗、调养与卫生的技术来切入某一种疾病史的研究，寻求创新与突破。

另外，史料才是一切研究的根本。皮教授说，要不断发掘、整理、解读新史料，基本功做好后，才容易有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传统中医的善本、孤本、稿本、抄本等目录、古籍整理出版，还有新史料编辑，笔记、日记和口述史资料、新档案的出版与应用等等，学界应该打“团体战”，出版与研究并进。

旧域维新的几个方向与检讨

皮教授认为中国医疗史的研究要能够为解读整体中国史带来一些正面的助益，这样的研究才能走得长远并受人关注。梁其姿曾提到：即便是目前相当蓬勃的明清医疗史，相较于欧美学界对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实在很少、深度上亦仍待加强”，实未出现宏观上的综述、新的史学命题和研究架构，也缺乏整合近年研究成果，以及为学界、学生乃至有兴趣的读者所写的一般着作。

以梁其姿的麻风病史研究为例，皮教授说，西方医学所代表的“现代性”并非唯一的认识，明清以来对癞病的处理，基本上与西方的防范和隔离思考并无二致，中国的麻风病显然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脉络存在，此即从医疗史中展现中国史新架构的一种解释。梁实际上书写了一种从世界史视角出发的中国医疗与疾病史。

对于医疗史的反思，皮教授提到了梁其姿和廖育群的观点。梁其姿认为，成功的医疗史，不仅要被认可为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甚至要能主导史学取向的变化；总有一天，要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而廖育群则认为，想从“另类”出发，又要争正统，是无法激起传统医学史研究者的重视。廖不喜欢当前【新文化(300336)、股吧】史“浅尝辄止”的研究法，他认为“谈一点性别、谈一点宗教，牵扯一点医学，就好像我们抓住了医疗社会史的意思，这种模仿碰触不到问题的真正核心”。皮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相同，学术上的争议本为自然，具有医学背景和史学背景的两大类研究者，他们的出发点与问题意识截然不同，不妨采取兼容并包的“扩大化”态度。医学史(内史)学者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吸纳一点新史学的叙述方式，医疗社会史(外史)学者也多学习、多领略一些传统医学的理论与典籍知识，深化自己主题。皮教授说，他曾提出“重层医史”的概念，就是希望能从多层次的视角来谈一特定问题，一个医疗史主题要能兼顾内、外史的论述体系。它既要能解释医理发展与医书文献的内在理论变化，也要能扣紧日常生活与文化变迁的特性，使读者可以抓住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以广泛的历史图景，仅用一篇论文探讨，难以面面俱到，应针对某一主题，至少在几篇文章中探讨文献、医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种种关系，才能有历史总体观的呈现，与“正统”争胜或互相辉映，在中国史的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

皮教授提到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假想的满大人》）一书，该书第三章〈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和第六章〈麻醉的观念：针灸、照相与物质形象〉。若以“重层”的观念来扩大解释历史的全面，该书可谓成功地运用医疗史的切入角度，却反而倒过来成为医疗史学者可以寻求创新与强化解释力的一种启发。医疗史这时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分析视角，即成为对中国史具有解释力的一种研究方法。

讲座最后，皮教授分享了几点想法与感言，皮教授说道，“新史学”的意义本身就在不断找寻新的诠释。内史与外史、医学史与医疗史，其实代表不同社群、不同目标与理想的追求。用“重层”、“扩大化”的研究方法，或可消弭歧见，去积极寻找医疗史对整体中国史的解释力。我们在社会史、文化史、性别史、身体史、环境史乃至全球史，都可找到“医疗史”的位置，大概可显示医疗史的广泛性与扩张意义。而拓展新资料、新解释，则为任何史学领域延续之不二法门。皮教授认为，学者不应画地自限，必须思考拓展的任何可能，寻找新领域、发掘新资料，创新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