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58幅地图看人类历史的变迁

地图不仅能开启世界的真实面貌，还有助于人们想象未知的世界。地图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点、线和空间都描绘着希望与恐惧，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本书收录的地图，证明了地图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虽然出现的时间早于书写文字，但时至今日，地图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电脑技术和成像系统。从许多地图中，我们得以窥见制图者对于宇宙的信念，以及对地理的探索。此外，地图上对领土的控制和对所有权的宣示，也代表着社会政治的欲望和权力。无论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东西方的地图学发展史都与“掌握空间”密不可分: 从描绘人类与天堂的关系，到世界的侵略和征服，不一而足。从楔形文字到电脑辅助设计与加工，地图学也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希望这本包罗万象的地图之书，以及这些地图诞生的故事，能够阐明制图文化与其视觉表征之间千变万化的二元关系。

本书还构不成一部完整的地图史，也并非一部写给专业人士的学术作品，但它收录的地图，却能点燃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

制图者的挑战

许多地图并非只是好看，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它们背后的科学，比如洪堡的地球磁场地图，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金星探测图。对于这些地图而言，视觉效果并非制图的重点。此外，也有些人更愿视地图学为美学作品而非科学作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X=tan-1(tanφcosφp + sinφpsin(z-z0))over cos(z-z0)。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联立方程式，其中z代表经度，φ代表纬度，以此便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墨卡托斜角投影。

也许，本书收录的一些地图既不好看，也未能达到技术和科学的要求，但它们仍有值得欣赏的部分。为宣传而制的地图提醒我们，“地图语言”也需要仔细阅读。绘制一份“北美部分地区的总图，这里曾成为战火肆虐之地，并且道路……河流……新的要塞都要清楚标明”，詹姆斯·蒙特雷索上校于1760年断言说:“这幅地图将会在政府官员和军官中广受欢迎。”可见，殖时期的地图是服务于贸易和扩张领土的。本书还会提到一些以社会议题为中心的地图，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便是其一。

地图经常面临一系列制图上的挑战。以一个小型二维平面精确描绘一块大的区域不仅是一个艰巨的难题，也意味着制图者经常需要妥协。除此之外，特定类型的地图也经常面临各式各样的棘手难题，像寻找相关信息，确定空间方位，最后将其精确描绘，并复制再现——这些难题都因地图种类而异。在地图上展示铁路线，要比标示令人恐惧的复杂街区来得容易(哪怕是居住已久的市民，进入这些街区时也百般犹疑)。尽管如此，后者与前者一样，都是我们身处空间的一部分。有些地图也能标示地区主流的宗教信仰——意大利是天主教，以色列是犹太教，等等——但是，要描绘宗教信仰的程度便十分困难。

地图是空间感知的一种触觉形式，空间感知的不稳固性和可转换性都极大地影响地图本身被理解的方式。地图所涵盖的多重含义将会为其魅力、复杂度和重要性加分，而其“多重含义”涉及之广也将在“世界应当以何种途径呈现”的话题之中得到生动展现。

北半球应当处于地图顶部的观念经常遭受挑战，至少“麦克阿瑟通用纠正世界地图”便是一幅“南上北下”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用以下文字结尾:“澳大利亚万岁——宇宙的主宰者。”为什么格林尼治子午线一定位于地图的中心?为什么一定 要将欧洲置于地图的中央?事实上，早期地图并非都是如此——很多美洲的地图都将西半球置于地图中央。

本书收录的许多地图起初都以地图册的形式呈现，比如奥特柳斯和布劳家族的地图。他们的作品特点鲜明，美感与理性兼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传统的地图相比，历史地图与历史的联系更为密切，向我们展示了地图是如何与时俱进的。直到20世纪，决定历史地图内容的主要是国际关系——特别是战争和领土控制权的转换。国家，也许是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单位(及对象)。同时，地图也适时反映了国界线的变动，特别是帝国的兴衰。帝国显而易见的兴衰循环特性(特别是罗马帝国)赋予历史地图一种类似于“寓言故事”的角色，与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着作交相辉映——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19世纪(以及更早)欧洲势力急速扩张之时，地图曾被用来组织和安排世界其他地区。在《各历史时期的世界地图集》(Historical Atlas in a Series of Maps of the world，as known at Different Periods) 导论中，伦敦大律师爱德华·奎因用颜色来标示“文明”，并使用了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词汇。“在所有时期里，我们都使用了一种单调的橄榄色底纹来标示......野蛮和未开化的国度，”他写道，“就像当下广袤的非洲内陆。”

有证据表明，1945年之后的地图经历了一场“信任危机”。历史地图册对自然地理的关注有所减少，这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式微。最终结果是，地图在设计上变得更具创造性，但它们解释历史的能力却被削弱——这正是它们本应具备的功能。

制图者的自主性

制图者的自主性有多大?哪怕是本书提到的奥特柳斯的作品，也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并由商业利益驱动。相较于其他书籍，印在地图册封面上的名字——作者、制图者、编辑——都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出版商是主导地图框架的人。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他们决定了地图册有多大、总共收录多少幅地图。因为不论在今天还是过去，地图的制作成 本都是高昂的，至少肯定比文字和单纯的图片昂贵(在早期，为了简化程序、节约成本，制图者有时就是出版者)。

顺便举一个例子。数年前，为完成一册与战争史有关的地图集，我制作了一幅18世纪的印度地图，试图展示莫卧儿帝国头六十年里欧洲对印度渐渐扩张的影响。传统的标准南北向地图偏重于欧洲的渗透，以此凸显印度与周边海域的关系。印度呈现为一个半岛，视线主要聚焦于欧洲海岸到德里沿线，像孟买、加尔各答、果阿邦、马德拉斯等地。这些地图参照英国对印度的吞并程度来进行绘制，有时 还会标示出欧洲取得的胜利，比如克莱武参加的阿喀德和普拉西战役。然而，印度历史则会以一种完 全不同的角度来记叙，它会将关注点放在欧洲的失 败上——如1779年的瓦德加奥恩会议，或是1780年迈索尔的海德·阿里在佩鲁姆巴卡穆战役上对英国的胜利，或是1782年蒂普·苏丹王子在戈莱伦河战役取得的胜利，又或是英国于1790年和1791年夏天对迈索尔发动的失败的战争。

我起草的这份地图核心内容是:一群外国扩张力量争抢莫卧儿帝国的遗产。英国，当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还有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tion)、 海德拉巴的尼萨姆(Nizam of Hyderabad)、孟加拉的纳瓦卜(Nawabs of Bengal)、卡纳提克(Carnatic)，以及迈索尔的苏丹(Sultan of Mysore)。接替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国必须从北边的开伯尔山口(KhyberPass)开始，直捣德里。但基于市场的考量，这幅地图并没有出版。对于出版者和制造商而言，他们只想发行大众感兴趣的内容。当地图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制作时，制图者或者制图团队承担的压力未必会减弱。如果一幅学术历史地图(像我制作的印度地图)都不能成功出版，那么，可想而知为斯大林工作的制图者身上的重负该有多大。

以相同比例呈现的地图，其空间和距离看起来毫无差异，其实并非如此——“距离”的概念随着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举例来说，与223年后的1999 年相比，1776年的时空观念更接近于223年之前(1553)的境况。充满威胁的黑暗地带(未知区域常常被如此描绘)便是明证:当某片区域只剩下闪烁不定的光点时，它将不会为地图所呈现。此外，神恩降临、人类世界中广泛而日常的善恶互动、地狱与天堂、神圣之地，今天都因世俗主义和科学的反对，而被地图“拒之门外”。然而，这些早期人们所关注的内容，也是地图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大洋洲土着居民的地图《天体音乐》，甚至是神秘传说中的阿瓦隆。这些内容本书也都将其收录其中。

以图证史

孩提时代我便开始对地图感兴趣。不管是《燕子和鹦鹉》(Swallow and Amazon)还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只要我读的书里有一幅地图，我都会手不释卷。地图让历史变得具体、真实、丰满。我在伦敦郊区长大，而地图定义了我的世界。哈里·贝克制作的地铁线路图展示了通向市中心的不同线路，勾勒出城市清楚匀称的延伸和扩张。还有我所住的郊区早期的街道地图——它是一本地图册，将街道描绘得巨细无遗。当我需要寄信，却偏离正确路线时，它给了我极大帮助。

当我还是小孩时，写过一部想象之地的幻想小说——这就需要地图，需要对不止一个“真实”的国度进行“测绘”，阐释它们的历史(读者在浏览本书最后一章“幻想与杜撰”时，也许将被唤起相同的记忆)。以前，学校把地理课当作历史课来教授——它意味着问题从“香蕉产自哪里”开始。而现在的地理课却告诉我们:“如果学会了地理学分布的分析，就会明白香蕉产自哪里。”总之，地图反映了一个真实世界。在我的少年时代，地图带来了许多快乐——我是我们家欧陆自驾游和英格兰徒步旅行的路线规划者。同样，今天我在飞机上偶然发现的地图(飞行杂志里的纸质地图，以及它们在显示器上的对应地图)也是如此动人。相同的路线在地图上可以用几乎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这造就了世界千差万别的地图。

操控舆论的地图

我在开始构思撰写这篇序言时，英国报章上充斥着选举地图。这些地图既阐明也误导并简化了选举:那些超过60%的选民都没有投票给当选者的选区，却用了当选者所在政党的颜色标识——这要感谢英国“简单多数制”的单一选区制度。当然，这种选举地图是对选举结果的准确反映:它揭示了谁是当选者。然而，它却是对选民倾向的误导性描述:也许，一幅彩色标识的点状地图，在每个选区配搭上分别与投票结果对应的数字和点状色块，能够更好地反映选民倾向。但是，这样“精确”的地图却不易于理解。在本书后续提到的地图中，这种“平衡”的艺术都将一一展现。

无论如何，我的看法多少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每个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和欣赏地图，这也说明了为何地图总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主观解读。历史上，地图经常被用于宣传目的(经常是无所不用其极)，又或者，地图仅仅是通过“分配领土”或是操纵舆论来控制地盘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图本身没有价值，我们仍有必要理解地图在感知上呈现出来的细微差别。

这本书将激励人们展望未来。在一个视觉愈发主导文字的世界里，地图将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需要描绘人类并不熟悉的“系统”——不管是自然系统(如人类大脑)还是人工系统(比如微型芯片机制)。在地图疆域日渐扩展的今天，理解那活力四射、华丽绚烂的地图历史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为《地图中的历史——改变世界的58幅地图》一书的序言，[英]约翰·O.E.克拉克 着，王兢 译，北京联合出版社·未读，2018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