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向来被视为清代考证学前驱人物，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指出“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梁启超尝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亦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章、梁、胡诸人咸从考证学的角度尊仰顾炎武，并分别冠之以“汉学之祖”“清学开山之祖”“开山的大师”名号，这些添付于顾炎武身上的名号共同指向一点，即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启性人物，乃清学之祖。实际上，顾炎武本身是个遗民，对清朝而言，是个相当敏感的人物，可是正是这样一个敏感人物，竟然逐渐被塑造成了清学之祖、清学第一人，其原因何在？

顾炎武的“毋仕二姓”

顾炎武终其一生，皆持守“毋仕二姓”之念，坚持“尊王攘夷”，故他对入关的清人抱持一种排斥、反感的态度，我们从其诗作、书信中可以窥探出此种隐秘的情愫。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常熟，顾炎武的母亲以绝食相抗，遗命其“读书隐居，毋仕二姓”。顾氏的诗作中多有托寓“尊王攘夷”之论，流露出对清政权的不满，并试图抗争的情绪。顺治元年（1644），顾炎武在《感事》诗中云：

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雠。告天传玉岫，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恩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顺治二年（1645）《闻诏》云：

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愿同仇。灭虏须名将，尊王仗列侯。殊方传尺一，不觉泪频流。

顾氏在《感事诗》称言《春秋》大复仇之义，企图“一扫定神州”，在《闻诏》诗中称言“灭虏”“尊王”，贯穿着其《春秋》经义中的“尊王攘夷”思想，显然是为了反满抗清。

在历法上，顾炎武依旧奉明为正朔，犹然以夷狄视清。顺治六年（1649），《元日》云：

一身不自拔，竟尔堕胡尘。旦起肃衣冠，如见天颜亲。天颜不可见，臣意无由伸。伏念五年来，王涂正崩沦。东夷扰天纪，反以晦为元。我今一正之，乃见天王春。正朔虽未同，变夷有一人。岁尽积阴闭，玄云结重垠。是日始开朗，日出如车轮。天造不假夷，夷行乱三辰。人时不授夷，夷德违兆民。留此三始朝，归我中华君。愿言御六师，一扫开青旻。南郊答天意，九庙恭明禋。大雅歌文王，旧邦命已新。小臣亦何思，思我皇祖仁。卜年尚未逾，眷言待曾孙。

顾氏在诗中委婉批评清人改正朔之举，指责“东夷扰天纪，反以晦为元”，并试图正之，不采满人历法，以《春秋》“天王春”为比，从而表达“天造不假夷，夷行乱三辰”，“人时不授夷，夷德违兆民”之强烈攘夷观念。顺治十八年（1661），《元日》云“雰雪晦夷辰，丽日开华始。穷阴毕除节，复旦临初纪”，小注云“夷历元日，先大统一日”，顾炎武以“夷辰”“夷历”视清，以明朝《大统历》为正朔。

顾炎武亦在改风易俗上，对清廷的做法加以反抗。顺治六年（1649），清廷正式下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直到顺治七年（1650），顾炎武才剃发，在《流转》诗中表达其严重的抵抗：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进，杖策追光武。

他虽然“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但收复中原的决心并未改变，欲建立功名，效法光武。顾炎武一生似乎皆着明朝衣冠。王筠的《顾炎武年谱校》一书之首页，附有一张顾炎武的衣冠像，首着乌纱冠，身着袍服，皆为明朝服饰，后有题曰“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王筠亦加了一番注解“盖先生不忘故君，终身如此冠服也”。

顾炎武晚年，抵死拒绝清廷的笼络，以明无仕异朝之志。康熙十年（1671），清廷开明史馆，熊赐履邀顾炎武加入，然遭其严词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设博学鸿词科，征召海内名儒，叶方蔼与韩菼欲荐顾炎武，顾氏在给潘次耕的书信中表示“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则逃”“原一在坐与闻，都人士亦颇有传之者，耿耿此心，终始不变”。次年，叶方蔼任明史馆总裁，再招顾炎武入幕，顾氏回绝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可见顾炎武不仕而朝决心之坚定。

顾炎武一再表达对清人的反感情绪，并且断然拒绝清廷的各种笼络，在其意念中始终严谨夷夏之防，自然为清廷所察觉。事实上，《日知录》中有涉“夷”“狄”违碍文字的内容在《四库全书》中皆遭到了删汰。譬如《日知录》中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讨论夷狄问题，《四库全书》将此条删除，且未有收入存目之内，卷二十八“左衽”条，《四库全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徙戎”条，《四库全书》将之删除，尚留有目录，卷二十九“胡咙”“胡”两条，《四库全书》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夷狄”一条，《四库全书》改为“外国风俗”。不一而足，但凡直接或间接触碍的内容皆要遭到处理。四库馆臣对“夷狄”文字是十分敏感的，因“夷”“狄”文字容易引发汉人对满清作为异族的种种不利的联想，于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故遭到删削、改易乃平常之事。顾氏的文集还一度被列为禁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范起凤家因收藏顾炎武的文集，而遭治罪。

《四库提要总目》对顾炎武的塑造

章、梁、胡对顾炎武描画的清学之祖的形象来源可以追朔到清初。清初学者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录有一段写给黄宗羲的哀辞：“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他又在《与戴唐器》中云“弟此等考证辨析，在古人中亦属绝学，不论今人。”“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钱也、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阎若璩在学问的博精上，将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三人并称，所推崇的正是三人考证辨析的功夫，但按照阎氏所排的位次来看，钱谦益居顾炎武之前，这当然是个人一种看法。乾隆时期，官方修纂的《四库提要总目》（后省称《总目》）对顾炎武进行了评量，在评量其着《左传杜注补正》时说：“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总目》一样从考证学的角度盛赞顾炎武，但地位已经较阎若璩大进，一下子抬升成了“国初之最”。在评断《日知录》时，《总目》亦赞其考证的功夫：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同时批评潘耒将《日知录》视为经济之用的看法：

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除此，《总目》亦以《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为准，评定其他着作。《总目》将清人张尔岐的《蒿庵闲话》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比，盛赞《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而《蒿庵闲话》“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于着书，谓之零玑碎璧则可，至于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在评价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时，褒赞《左传杜注补正》：“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评价明人傅逊的《左传注解辨误》时，《总目》云“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评价清人朱鹤龄的《读左日钞》时，《总目》云“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总目》除了征引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的内容，亦引用他的音韵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其他着作之中的内容，经、史、子、集四部各书提要中援引的顾炎武着作相当之巨，尤以经部为最。《总目》亦将明人开考据风气的方以智与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彞尊等人并列：

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彞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遡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从这个排序来看，亦是将顾炎武列为国初之首。要之，《总目》推重顾炎武训诂、考证的功夫，并且试图将之塑造成国初之最，这一塑造一直影响到之后的阮元。

嘉庆时，阮元纂《儒林传稿》，在《顾炎武传》中，大谈顾氏在考证方面的成绩，其中有一句评价“国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特加以注明是出自《总目》。王泛森先生在《清代儒者的全神堂——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一文中指出，阮元加入了自己的评价，把顾炎武由“国初”的第一大儒改为“国朝”第一大儒。这无疑是进一步拔高了顾炎武的地位，此后，《国史儒林传》对此说又加以因袭。清代官修史书《清史列传》中的《顾炎武传》亦直接采用《总目》的说法，只不过将“国初”改成了“清朝”，而《清史稿》中的《顾炎武传》又改回到“清初”，其余文字皆与《总目》评断一致。更为令人玩味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孔庙，群臣相议，支持者则以《国史儒林传》中对三人的赞同为依据，顾炎武于次年成功入祀孔庙，这与清初的情况竟是天渊之别。

顾炎武从一个反清的敏感人物逐渐被官方塑造成本朝的清学之祖，成为清学第一人，可见政治情势的变化，时运的交移对历史人物的微妙影响。《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历史的巨流之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人物，甚至如顾炎武一样“反叛”（于清初而言）的人物，都可能在时移世易之后卷起新的波澜。反过来，我们要常常警惕，在各种观念、符号构建而成的世界中，被一些习以为常的、谙熟知识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