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清政府内部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一“戊戌变法”。这次变法运动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他们通过上书光绪皇帝，打动了年轻皇帝的心，使其决心变法图强，不愿做亡国皇帝。I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实行变法。诏书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维，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光绪皇帝的新政诏书，虽然一道接一道地颁布，但他并没有实权，他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有手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康有为虽是变法领袖，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光绪皇帝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的帮忙，实在无法施展，于是下了一道手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四人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人们称之为“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四人之手。如果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新政必然成功。

新政形势的朗然，使康有为等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只要凭借光绪皇帝一道道诏书就可以成功。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完全不理会新政诏书。特别是各省的督抚们更是老奸巨猾，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动手执行，坐观慈禧和光绪的这场政治斗争，到底谁胜谁负，这就使新政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后来，光绪皇帝为了杀一儆百，也曾罢免过顽固派官员。有一次，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求光绪游历日本，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不肯上报，被光绪得知以后，便免去怀塔布等六个人的官职。怀塔布也不肯善罢干休，便到慈禧面前哭诉，说光绪要把满人赶出朝廷，这下惹怒了本来就心存不满的慈禧。此后，光绪皇帝又撤去李鸿章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样一来，清廷内务府的巨子们环跪在慈禧面前，泣诉光绪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新临朝训政，但慈德并没有立刻答应。这件事情过了不久，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准备设立懋勤殿顾问官。当光绪的上谕送至慈禧处时，慈禧非但不同意，而且面色非常难看，并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已陷入僵局，光绪皇帝也深感自己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再说荣禄出任北洋大臣之后，就积极安排在1 8 9 8年9月间于天津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要恭迎光绪和慈禧驾临阅兵。并扬言要在阅兵之时罢黜光绪皇帝，当光绪皇帝闻知这一消息之后，曾激动地说：“朕誓死不往天津！”光绪皇帝与慈禧闹僵之后，荣禄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5 0 0 0驻扎天津，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北京长辛店。面对此种情形，光绪皇帝深感事态严重，便写了一道密谕，让杨锐转给康有为，要康有为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并说“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康有为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谕，急忙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杨锐等人商议，他们一时也竟手足无措，最后提了四条不切实际的对策。

（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在四条对策当中，光绪皇帝选中了第四个对策。为什么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如此看中袁世凯呢？这得从1 8 9 5年谈起。

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在京鼓吹变法时，袁世凯一方面投靠顽固派，另一方面又恐变法派获胜之后，自己没有什么资本，便主动找康有为、梁启超拉关系，并把康有为的一份万言书递送给荣禄。就在这一年的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创立了爱国团体强学会，袁世凯也加入了这一团体，进行政治投机，并自愿捐款，还游说别人也进行捐款，为建立报馆、图书馆作准备。到了1 8 9 8年3月，当维新变法的声浪日益高涨的时候，袁世凯也不甘落后，大谈维新变法。但袁世凯却非常狡猾，始终脚踩两只船，维新派人士受其迷惑，视其为同路人。加之这时的袁世凯手握兵权，维新派人士极力想拉住袁世凯，使其为维新变法效力。

光绪皇帝在选择了第四条对策之后，于1 8 9 8年9月1 1日召袁世凯进京，并于1 6日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对袁世凯温语慰勉，还详细地询问了军事情况。当光绪皇帝问袁世凯：“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作为一个臣子，谁敢说不效忠皇上呢？袁世凯赶忙赌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袁退出后，光绪皇帝误以为袁世凯可以信任，便下诏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并许其专具奏折，使袁世凯不再受荣禄控制。1 7日早晨，袁世凯入颐和园谢恩，光绪皇帝又一次召见了袁世凯。就在此时，顽固派又一次请求慈禧临朝训政，光绪知大事不好，立即写了一道上谕，要康有为等人逃离京城。康有为等人读罢上谕，感到朝廷将要发生重大变故，便把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以求最后一搏。

袁世凯这时在干什么呢？他自从来京之后，静观局势变化，又通过拜访李鸿章、奕劻等人，基本摸清了局势。袁世凯断定软弱的光绪和维新派必然失败，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强大，一定会胜利。于是，袁世凯决定彻底撕下伪装，倒戈一击。但他仍以维新派的面目出现，与维新派进行周旋，等探得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后进行出卖，在慈禧面前立一大功。1 8 9 8年9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勤王事宜，决定让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进行劝说，让其起兵救光绪，杀荣禄，陈旧党。这一天的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袁世凯佯装镇静地迎接谭嗣同，二人坐定之后，谭嗣同便单刀直入地问袁世凯：“当今皇上是何等样人？”袁世凯说：“当然是旷代圣主。”

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要行废立之事，足下知道吗？”袁世凯回答说：“也曾风闻。”

说到这里，谭嗣同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诏示袁，然后对袁世凯说：“当前能救皇上的人，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上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果不愿意的话，”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摸摸自己的脑袋，然后接着说“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

袁世凯闻言，面色大变，慌忙解释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嗣同以严肃的语气对袁世凯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之时，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惟足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势必也赖此三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建陆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二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乃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世凯也同样以严肃的口气回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袁某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谭嗣同见袁世凯词恳意切，以为袁世凯已动心，但仍追问：“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对付他呢？”袁世凯听了谭嗣同的问话，立即表现出忠义之情，回答说：“荣禄待足下有恩，但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岂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嗣同又说：“荣禄有曹操、王莽之才，恐不易对付。”袁世凯慷慨陈词：“若皇上在袁某之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袁世凯激昂的言辞，使谭嗣同以为自己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打动了袁世凯，便与袁世凯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世凯对谭嗣同说：“现在袁某营中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袁某必须先回天津做一番布置。”两人相互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星斗满天，谭嗣同告辞而去。

9月2 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对其嘉勉一番。但袁世凯出朝之后，却又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之事，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所知也。”这些话已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准备叛卖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狼子野心。就在当天晚上，袁世凯乘火车返回天津。袁世凯一下火车，即奔赴荣禄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听了袁世凯的密报之后，深感事关重大，便立即入京向慈禧汇报了一切。慈禧听了荣禄的汇报，便于9月2 1日早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宫廷***。这天早晨，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抢夺而去。光绪皇帝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慈禧指着光绪皇帝恨恨地说：“我抚养你廿余年，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皇帝面无人色，嗫嗫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

接着，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

囚禁了光绪皇帝之后，顽固派便对维新志士大力捕杀。这时，康有为已于***前逃离京城。梁启超躲进了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护送下逃往日本。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日本人劝他逃跑，他没有听从，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 8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位志士同时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余的维新派人士以及支持、倾向于变法的官员均遭放逐罢黜。变法宣布的各种措施，多被废除。这次变法从1 8 9 8年6月1 1日至9月2 1日，前后共计1 0 3天，史称“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在***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可耻叛徒的角色，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新志士的鲜血，竟然成了袁世凯的进身阶梯。后来，袁世凯因密报有功，被慈禧赏可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官封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尽管如此，袁世凯的内心颇不自安，为了洗清自己千秋骂名，竟恬不知耻地写了《戊戌日记》和《自书戊戌纪略后》，结果欲盖弥彰，把自己的丑恶面目越描越丑恶。维新变法失败了，它的失败因素是众多的，但关键时刻袁世凯的叛卖行径，加速了它的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清末的大事，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宫廷秘闻。正如林旭的一首诗中所说：

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青，本初健者莫轻言。

将袁世凯比作历史上的董卓，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将永远为正义者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