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明朝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下面历史名人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方学渐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方学渐(1540~1615)，方祉次子。字达卿，号本庵，桐城人(今安徽桐城市区凤仪里)，明代著名学者。明代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头人，东林党魁。为诸生祭酒二十余。领乡荐，弃去，专事讲学。以子大镇贵，赠大理寺少卿。学渐著有《迩训》二十卷，《桐彝》三卷，及《心学宗》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人物介绍

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号本庵。安徽桐城人，明代著名学者。明代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头人，东林党魁。为诸生祭酒二十余。领乡荐，弃去，专事讲学。方学渐(明善先生)是继何唐之后于桐城兴教倡学的乡里大师。他终生未仕。为诸生时即与士人结社论文，讲论学术。晚年筑桐川会馆，献身讲学，为桐城风教的振兴和此后人才的涌现作出了一定贡献。著有《易蠡》等，为明代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头人，东林党魁，“方氏易学学派”的创始人。

方学渐，人称明善先生，为方家《易》学创始人，著有《易蠡》，方学渐少学有成，但屡试不第，遂一意问学，力主兼容儒释道三家，崇尚实学，图以朱学补阳明心学的空幻，声震于皖江、东吴。朱彝尊云：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濬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为诸生祭酒二十余年，后专事讲学。据《安徽文献书目》，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桐彝》、《迩训》、《心学宗》、《性善绎》、《铜川语》等书。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祖父方讳印，弘治甲寅任天台县令，廉洁恬静。甫一年卒，祀名宦。子方大镇(公元一五五八——一六二八年)、孙方孔灱(公元一五九一——一六五五年)、曾孙方以智(公元一六一一年——一六七一年)，都是当时有学问的名士兼官吏，也是直接间接参加东林党的人物。明代中叶桐城学术大兴人才迭起。先有何唐、童自澄、方学渐等结社讲学，继有方以智、钱澄之等著名学者兴办学馆，传播各种学说，讲述各种文论。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方学渐幼读经史，十岁能文。12岁丧父，将“立品、读书、择友”作为自己座右铭，勤勉奋发，学识过人。汉阳张甑山为桐城教谕，十分器重方学渐，曾向主试官推荐，对此，方学渐不以为然。及至应试，避而不就，并说：“因人诡遇，吾不为也。”后与邹东郭、吕新吾、冯少墟、顾泾阳、高景逸等名士交游，学识益进，以布衣主文坛讲席二十余年，他的讲学活动遐迩闻名，不但在皖江一带到处传扬，而且远扬东吴，博得东林党的好评。东林党人请他到“东林书院”讲“身心性命之学”。高攀龙尤其推崇他，把他与东林盟主顾宪成并称。晚年于桐城建“桐川会馆”，邀教渝张甑山、桐城学者何唐为主讲，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河。弟子数百人顶礼受教，其中有后来成为方以智老师的王宣。黄宗羲说他：“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

四方讲学

方学渐曾出游各地，四方讲学。著有《会言》、《东游》、《北游》、《南游》等书。出游讲学时，每逢地方官员迎送，必事先派人谢绝。他淡泊守志，喜善规恶，崇尚礼仪，所著《祠规》、《饮酢诗歌》记述了当时族祭、婚嫁、吊庆应遵循的礼俗。对家乡建庙宇、修桥梁、办塾学、修家谱都尽力资助，热情参与。还捐资置义山于县城外西山之麓，用以埋葬无主尸骨。年75卒，学者私谥明善先生。遗著主要有《易蠡》10卷，《孝经绎》1卷，《心学宗》4卷，《桐彝3卷、续2卷，《尔训》20卷，《崇本堂稿》22卷、续2卷，《别稿》4卷。

学术主张

方学渐早年师事耿定向，就学谱论他属于王门左派，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列入“泰州学案”。可他偏偏不赞成王畿的“四无说”，斥责“《天泉证道记》为傅会”。企图恢复正统王学。但是，他治学以“崇实”为主旨，强调“理是实理，事是实事”，坚持“究良知而归实”的学术价值取向。在这个取向的指导下，他实际上借“濂洛之教”来救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其结果却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以折中程朱陆王为归宿，真正地背叛了王学的立场。正因为方学渐的哲学是调和“心学”和“理学”的产物，故它绝不是“道学”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着独特的内容。他的哲学重点在于论述“心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心体至善”、“性定是善”。但当他论证“心体至善”的道理时，所依据的理论则是“生理”说。他说：“阴阳、刚柔、仁义，皆生理也，虽不能无杀而杀，亦所以生之也，此可以识性善之原矣”，认为从“生理”的本质在于生物成物(即使不得不灭物，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生物成物)就能了解“心性”何以至善。因为“生理”既然“生生毫无杀机”，是至善的，那么得“生理”以成的人性，就不能不是至善的。方学渐还认为，“欲”同“性”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既然“性”源于“理”，那么“欲”也就与“理“相关。他说：“赤子初生，口欲食，眼欲视，体欲安，意欲适，四者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乎!而理在其中，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是将“感物而动”之欲说成即“性”之“欲”，认为这种基于“性”而发的“欲”，根因于“理”;“理”是“天理”，则“欲”也就是“天性”。这是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