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会营，山东寿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2009年9月，入职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2020年7月，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礼乐文化及孔庙国子监历史文化等。已出版专著《<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2010年），《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2019年），参与编著《续修国子监志》《新编国子监志》等。已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国儒学》《人民论坛》《北京档案》《中国社会科学报》《衡水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后有孔庙。早在尧舜时代，就有用礼乐教育青少年和敬老养老的做法，《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庠即古代国学。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也即古代的大学，夏称校，殷商称序，周代称庠（可追溯至虞舜时期），三代都一样，是为了明人伦道德，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尚书·洪范》谓之“彝伦攸序”。据《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

……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由此可知，释奠礼早在周朝已经产生了。那时的学校，春、秋、冬三时[1]，《礼》《乐》《诗》《书》之官（有道德者）都要释奠于先师。凡是国家开始创立大学，一定释奠先圣先师，等到行礼时一定要用币帛献祭。天子视学时，清晨击鼓召集文武百官，百官至，然后天子至，然后命令执事官员开始行礼仪，祭祀先师先圣。礼毕，执事官员返回禀告。然后再到东序行养老礼，先释奠先老，然后设三老五更（德高望重长者）群老席位，行敬老养老之礼。

这里就涉及到周代四学。明代宋濂认为：“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为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孔子庙堂议》，见《文宪集》卷2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代四学各以各个朝代的开国之君作为主祀对象，例如舜、禹、汤、周文王，称为“先圣”。同时，还有当时辅佐他们成就德业的大臣作为“先师”配享。由此可知，周代天子之四学与虞舜、夏、商、周有直接关系。《钦定四库全书•礼记集说》曰：“周人辟雍，则辟雍最居中。其南为成均，其北为上庠，其东为东序，其西为瞽宗。当学《礼》者就瞽宗，学《书》者就上庠，学舞干、戈、羽、籥者就东序，学乐德、乐语、乐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师问道，养三老五更及出师受成等就焉。当天子入大学，则四学之人环水而观之矣，是之谓辟雍。《学礼》曰：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东序是也；帝入南学，尚齿而贵诚，成均是也；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学，承师而问道，辟雍是也。总而言之，四学亦大学也。”由此可以得到证明。

《礼记·王制》曰:“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可见周人对天子之学辟雍是非常看重的。周代大学不是在城里，而是在郊外，天子之学名曰“辟雍”，其规制是四周环水，中间高地上兴起建筑。而地方各国诸侯之学则名曰“泮宫”，也即只有环水的一半，以示与天子的等级差别。辟雍之南为成均（夏学，祀禹），其北为上庠（虞庠，祀舜），其东为东序（东胶，祀文王），其西为瞽宗（殷学，祀汤）。学《礼》者就去瞽宗，学《书》者就去上庠，学舞干、戈、羽、籥者就去东序，学乐德、乐语、乐舞者就去成均。所以是《礼》《书》、音乐、舞蹈的教育就齐备了。辟雍是天子承师问道、养三老五更（敬老礼）及出师受成（出征获胜归来献俘于宗庙社稷后，行受俘礼）等所赴之所。总而言之，四学亦大学，大学亦四学，辟雍和四学是合为一体的。古代大学至晚在周代起，不但承担了教育青少年（主要是天子或贵族的长子及以下至卿大夫子弟）的教育职能，还是天子承师问道、向先圣先师行释奠礼、释奠先老、行敬老礼、出征获胜归来行受俘礼等各种礼仪教化场所，也即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此即先有大学。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诔之，称曰尼父。[2]史载，鲁哀公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前478年），已经开始祭奠孔子了。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3]一般认为，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此即后有孔庙。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平异姓王英布叛乱归来途径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牛、猪、羊三牲各一）来祭祀孔子。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以“溺儒冠”著称的汉高祖以最高级别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足见其对孔子及儒家态度之巨大转变，为其后的历朝历代皇帝树立了典范。受其影响，此后诸侯、卿相路过曲阜，常常先要拜谒孔子然后再去从政。后代诸州府贡举人入太学时，也往往要先拜谒孔子，然后学官才为之开讲授课。

汉武帝时，采纳儒生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在统治思想上独尊儒学，推崇“五经”，使之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精神。在制度层面上，西汉进行了汉代学官制度和博士制度的改革，专设“五经”博士，罢黜传习诸子百家之学的博士，从而提高了传习儒家“五经”博士的地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随着不断兴旺，至东汉桓帝时，太学有“诸生三万余人”（《后汉书·党锢列传》）。“五经”博士一面执教太学，传经授业，代表官方行使教育职能；一面“备顾问”“参国政”，充分发挥其“通经致用”的作用。博士弟子受业太学，拜师习经，形成官吏的后备队伍。所以说，汉代是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的开始。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派遣大司空宋弘到曲阜阙里祭祀孔子。十月，还宫，幸太学。这是帝王派遣特使祭孔的开始。此前，所有祭孔典礼都在曲阜孔庙举行，直到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于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4]。从此，祭孔摆脱祭不出邹鲁的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并由此逐步制度化。但由于祭祀对象为周公、孔子二人，故周公、孔子先圣地位之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此时依然庙学分离，因为在学校中祀孔，并不是在孔庙中祀孔。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三月，“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汉明帝祭孔以后讲经，堪称后代祭孔讲经制度以及临雍讲学大典之雏形。

据《晋书卷一九·志第九·礼上》所载，国家开始创立大学时，必有释奠先圣先师之礼，行事时用币帛。汉代虽然立太学，此礼却湮没无闻。魏国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二月，齐王讲《论语》通，五年（244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246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让太常释奠，以太牢祭祀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年），讲《诗》通。太康三年（282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293年），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皆亲自释奠，以太牢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357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375年）七月，帝讲《孝经》通。皆释奠如前仪。东晋穆帝和孝武时暂时借中堂作太学行礼。

魏晋之皇帝及太子讲经通后释奠孔子，在南北朝得到继承。《南齐书》卷三:“冬，十月，壬戌，诏曰:‘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梁书》卷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

皇帝以及皇太子每于太学（国学）讲经通，让太常或亲自释奠孔子，并以颜回配享，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对孔子的尊崇程度，儒学进一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但这时释奠孔子，主要在辟雍，还没有在孔庙里面举行，庙学依然分离。

[1] 东汉郑玄认为：“不言夏，从春可知也。”为推测之语。北朝经学家熊安生曰：“释奠有六：始立学，一也；四时有四，五也；《王制》师还释奠，六也。”此是接着郑玄说。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凡学者，谓《礼》、《乐》、《诗》、《书》之学，于春夏之时，所教之官各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之时，所教之官亦各释奠于其先师，故云‘秋冬亦如之’。”亦是接着郑玄说。对此，清代学者孙希旦予以驳正：“愚谓夏不释奠，则释奠惟五。” 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2-563页。而从《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可知，其意为春天，学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此。所以，释奠只是在春、秋、冬三季，孙希旦“夏不释奠”之说才是对的。

[2]参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相同。

[3]参见孔德懋主编、刘厚琴著《孔子家族全书·家族春秋》，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孔子奉祀于国家学校的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后汉书卷九四·志第四·礼仪上》：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礼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上书建议修建学校，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卷一四·志第四·礼一》）。笔者以为，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在太学（国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或曰夫子堂），即“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如孔祥林先生所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1]。沈旸先生称之为“庙学制即告产生” [2]未必恰切，但称之为“庙学合一”规制的雏形应是允当的。按照严格意义上的限定，只有在国学（包括府、州、县学）中（旁）建立孔庙才是真正的“庙学合一”。但是，此时距离“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正式创立还有漫长历程。

如学者考察，北齐享祚仅二十余年，在学庙礼制建设方面却颇有可观之处，成为唐朝全面推行“庙学合一”制度前，孔庙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在太学，是“拜孔揖颜”；于地方郡学，是“立孔、颜庙”。[3]北齐于地方郡学 “立孔、颜庙”，已经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

“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隋书卷九•志第四·礼仪四》）

唐承隋制，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六月，“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并指出：“释奠之礼，致敬先师，鼓箧之义，以明逊志，比多阙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所司具为条式，以时宣下。”（《全唐文卷三·令诸州举送明经诏》）这应该是古代皇帝命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并四时祭祀之开始，亦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但这里的周公、孔子庙是一所还是两所呢？《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载：“宜令有司于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也即周公庙、孔子庙是各一所的。那么，周公、孔子称号地位如何？《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载：“武徳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4]由此可知，唐高祖时期“释奠礼”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配享（周公地位再次高于孔子）。

据《旧唐书卷二四·志第四·礼仪四》，武德七年（624年）二月丁酉，唐高祖驾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并让道士、沙门学有所成者，与儒学博士互相辩难、讲论，良久方罢。这是唐代“释奠礼”实行的开始。释奠以后讲学，也即祭孔讲经，自此也成为一种制度和传统，直至清末民初。

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提出“周公”与“孔子”孰为先圣的问题：

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云：“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诏从之。（《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于是，周公正式被停止祭祀，而孔子上升为先圣，以颜回陪祀，备俎豆、干戚之容。但周公、孔子先圣之争并未由此结束。

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五月丙戌，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从此，“孔子之庙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5]孔庙于是遍及天下，最终正式形成了“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

至此，仍有待最终解决的，便是周公、孔子先圣之争了。周公、孔子先圣之争自汉代以来由来已久，但迟迟未得到最终解决。即便唐太宗时期“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最终实现，并推广至全国州县学校，唐高宗年间又进一步落实，周公、孔子先圣之争依然还在反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关键性在于，如果周公、孔子先圣之争不断持续反复，那么学校的主祀对象便不能得到最终解决，“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追尊太公尚父为武成王，作庙，与孔子庙东西并峙。[6]文、武二庙的并峙，为最终解决周公、孔子先圣之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释奠礼”作为庙学核心的礼仪制度，在唐高宗时期随着学校教育的衰落而出现反复，引发了一系列的礼仪之争，有人拟请恢复周公先圣地位，黜孔子为先师。唐高宗永徽（650年-655年）中，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邱明从祀。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等议：“依令，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又《礼记》云：‘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践极，功比帝王，请配成王。以孔子为先圣。”（《旧唐书卷二四·志第四·礼仪四》）长孙无忌亦奏请延续《贞观礼》制度：

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但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又说明王孝道，乃述周公严配，此即姬旦鸿业，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宏圣教於六经，阐儒风於千代。故孟轲称生灵已来，一人而已。自汉已来，奕叶封侯，崇奉其圣，迄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又且邱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於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谨议。（《全唐文卷一三六·先代帝王及先圣先师议》）

长孙无忌参酌贞观年间规定，充分肯定周公与孔子卓越历史功绩，但指出其享祀应有分别，依据历史，孔子应称先圣，周公则配享武王（即武成王太公尚父）。这样，才最终稳定了孔子先圣地位。周公、孔子先圣之争可追溯至汉代，古文经学推崇周公，今文经学则推崇孔子。汉明帝时尊周公孔子为圣师，曹魏时期则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为配享，晋代南北朝承之。隋大业以前，皆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可见曹魏以后，周公孔子先圣之争的天平越来越向孔子倾斜。唐高祖唐武德二年（619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重启周公、孔子先圣之争[7]，经过唐太宗、唐高宗年间两次大的论辩，并借助贞观十九年（645年）追尊太公尚父为武成王并作庙，与孔子庙东西并峙所创造的良好条件，最终以孔子为先圣、周公配享武成王庙而尘埃落定。

自此，从中央到地方，有学必有庙，庙学一体，成为定制，并且相沿至清末。而且，“唐以后，历代王朝不时下令维修学校孔子庙，到清代时，中国有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乡学（撤县后，学校不撤，改称乡学）等各级学校孔子庙1740多所”[8]。

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设学堂，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终结。国子监归学部管理，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随着近现代教育体制蓬勃发展，京师大学堂各级高中小学堂建立，传统社会的“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就逐步解体了，庙学分离，延续至今。

[1]参见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2]参见沈旸《帝都的教化象征：历代都城孔庙之演变》，《建筑学报》2016年第1期，第41页。

[3]参见杨志刚《中国孔庙与儒家文化——以“庙学合一”为重点的历史考察》，载李向玉、刘泽生主编澳门理工学报丛书《名家专论——<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1-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页。

[4]《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亦载：（武德）七年，“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

[5]参见孔德懋主编、刘厚琴著《孔子家族全书·家族春秋》，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6]参见（清）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7]据《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所载，隋炀帝大业（605年-618年）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则周公复称先圣，应为隋炀帝大业年间启之，唐高祖时承继。

[8]参见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据统计，元代至少有727所国立学校孔子庙，明代天下孔庙有1560余处。清朝时“庙学合一”制度还进入了新疆和台湾。如杨志刚教授所言：“明清地方学校发展的一大成就，是将‘庙学合一’制度深入推广到很多偏远的民族地区。如云南，自元及清，共有各府、州、县、厅等官学（孔庙）95座。其中始建于元代的10座，其余均为明清所建。”参见杨志刚《中国孔庙与儒家文化——以“庙学合一”为重点的历史考察》，载李向玉、刘泽生主编澳门理工学报丛书《名家专论——<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1-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4-255页。

“庙学合一”作为古代教育规制，自唐代起，一直持续到清末，与科举制度一起，持续近1300年之久，对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教育、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和气质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日。那么，“庙学合一”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笔者尝试对此予以总结阐发。

第一，“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承继了夏商周三代祭祀与教育合一的历史传统。

王雷先生认为，孔庙以祭祀孔子起步，逐渐与学校结合，形成了“庙学合一”“庙学并重”的社会教化格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原生态”。祭教合一成为这种“原生态”的教育性质，这种“原生态”表现出古代教育的两种走向，即祭祀与教学合一、祭祀与教学并重。[①]

笔者认为，祭教合一（其实包括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合一）早在前“庙学合一”时代已经出现，例如周代学校春、秋、冬三时，《礼》《乐》《诗》《书》之官都要释奠于先师。这里面有浓厚的“报本反始”“崇德报功”意识。后来，由于孔子生前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文化事业上成就很高，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②]汉明帝开始，孔庙祭孔走出邹鲁，走向天下学校，其实潜在地有将孔庙与学校合一之势。也即是说，孔庙祭孔与学校教育的合一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魏晋南北朝皇帝读经并释奠孔子，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特别是东晋孝武帝于太学建孔庙，开始初具“庙学合一”雏形。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颜庙，以及唐高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并四时祭祀，已非常接近“庙学合一”教育规制了，甚至从广义上而言算是一种“庙学合一”了，无论从地方郡学到中央国子学，皆开始普遍祭祀孔子，只不过由之前魏晋以来的孔、颜并祀变成了周公、孔子并祀。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督促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则最终实现了国子学、地方郡学、州县学校全面祭祀孔子，从而将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最终落实。“庙学合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祭祀与教育合一的悠久历史传统。

第二，“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汉代以来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逐步常态化、制度化的充分体现。

“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儒家思想得到官方高度认可的具体体现。汉高祖以太牢释奠孔子为后代皇帝及天下垂范，汉武帝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创建太学开其思想制度之端，汉明帝于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将祀孔行为推及天下学校，魏晋南北朝皇帝（太子）读经通释奠孔子（颜回），使得读经、讲经和尊孔、祀孔成为一种惯例和制度。这种制度在隋唐时期得到延续和全面定型。《大唐开元礼》上便载有“皇太子释奠于孔宣父”“国子释奠于孔宣父”“诸州释奠于孔宣父”“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等多项仪程与规制，正是其重要体现。

贞观二十年（646年），诏皇太子诣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皇太子初献，国子祭酒张復胤亚献，光州刺史赵弘智摄司业终献。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创建“释奠礼”中的影响最大的从祀制度，以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旧唐书·礼仪志》载：“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贾逵总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同年，在许敬宗建议下，唐太宗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太学、州县学等释奠礼仪的具体仪节，如祭主、礼器等：“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辞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薄及尉通为终献。若有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各刺史、县令亲献主祭，望准祭社，同给明衣。修附礼令，以为永则。”（《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皇帝谨遣”可能即是后代皇帝祭祀孔子“遣官释奠”之由来。由是，从国子学、太学到府州县学，孔庙从祀制度及释奠礼仪具体仪节便一步步完善起来，并逐渐成为定制。

显庆三年（658年）制定孔庙祭祀乐舞，诏令用《宣和》之舞，由国子博士范頵撰写乐章。（《唐会要卷三十五·褒崇先圣》）皇太子逐渐成为“释奠礼”的主体，皇帝释奠渐次由皇太子代表，成为制度。在皇太子释奠中同时伴随着人才的选任和册封，成为皇太子行政的主要领域之一。[③]这样，孔庙祭祀乐舞亦成为定制，且皇太子作为释奠礼主体，载入典章制度，且同时伴随着人才的选任和册封，是皇太子行使行政职能之体现。

唐玄宗初年发布《全唐文卷二十·将行释奠礼令》，称：“寡人今既亲行齿胄，躬诣讲筵，思闻启沃之谈，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讲等，有问难释疑，不得别构虚言，用相凌忽。如有违者，所司量事纠弹。”诏皇太子、诸王入国学行齿胄，谒孔子。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初定十哲从祀孔子庙，在先圣庙塑立孔子以及颜回等十哲坐像，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并在墙壁绘上七十位孔门弟子和二十二位贤人的画像。因为颜回是亚圣，唐玄宗亲自为之作赞，书刻于石。闵损以下，命令当朝文士为之作赞。（《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十哲从祀孔子庙，且在先圣庙塑立孔子以及颜回等十哲雕塑坐像，曾参坐于十哲之次，并在墙壁绘上七十位孔门弟子和二十二位贤人画像，即从此开始。

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敕：“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府并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以后，永为常式。”（《唐会要卷35·释奠》）这样，就将州府释奠的祭品做了限定，自此成为定制。

十三年（725年），封禅还，诣孔子宅，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据《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十九年（731年）正月，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州县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为常式。”这样，就进一步对天下州县释奠的祭品同样做了限定，从此成为定制。

二十六年（738年）正月，诏诸州贡举人就胄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官员设食。弘文、崇文两馆学生及监内得举人，也要参与听讲。其日，祀先圣孔子以下，如释奠之礼。青宫五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监观礼，遂为常式，每年行之至今。（《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这样，诸州贡举人就胄监，谒先师，祀先圣孔子以下，如释奠之礼，青宫五品以下及朝集使诸官员，就监观礼，成为定制。[④]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玄宗李隆基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赠颜子为兖公、闵子骞等九人为侯，曾子、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自是始用宫悬之乐。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二京之祭牲用太牢，舞八佾；州、县少牢。（《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四·礼仪四》）。这样，唐玄宗对孔子封号、孔子和十哲朝向都做了具体规定，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而且自此开始用宫悬之乐，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二京之祭牲用太牢，舞八佾，州、县少牢。这都是对释奠孔子礼制的进一步提升，已经接近大祀等级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敕：“文宣王庙，春秋释奠，宜令三公行礼。著之常式。”（《唐会要卷三十五·释奠》）这就确立孔子释奠的最高等级的礼仪内容。根据唐杜佑《通典·开元礼纂类一》：“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孔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凡九十五座，先圣先师笾豆各十，簠、簋各二，登、铏、俎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邱明、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元、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从祀诸座笾豆各三，簠、簋、俎各一。其七十二弟子新加。余依旧定，其名具太学篇中也。”

以上皆是汉代以来特别是唐代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逐步常态化、制度化的充分体现，而这与“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最终形成密切相关。

第三，“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孔子文化核心地位及儒家道统谱系确立的重要标志。

干春松先生认为：“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和变迁是儒学制度化的一个关键内容。”[⑤] 周公、孔子先圣之争，不仅仅是封号的差异，也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周公、孔子身份的反复认证，亦反映出历代君主的国家治理思想倾向。唐代正式创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本身便是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道统之承认和重视，而孔庙最终定孔子为先圣，而将周公配享武成王，则是对这一意旨之贯彻落实。“庙学合一”的发展历程表明，这里的“庙”必然最终指向孔庙，而孔庙的主祀对象便是孔子，如房玄龄、朱子奢所建言“庠序置奠，本缘夫子”[⑥]。但也并非说唐朝君臣认为周公不及孔子，他们对周公之伟大功勋还是高度肯定的，如长孙无忌、许敬宗所言“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需将其放到更为合理的政统序列中去。当然，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政统与道统二分在唐代的制度化体现。

此后，孔颜并祀便成为唐以后祭祀的“新常态”，并逐步扩展为孔子、四配、十二哲、两庑先贤先儒的并祀（截至1919年，孔庙大成殿及两庑享祀人数共计173人）。因此可以说，“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最终实现，也是是孔子文化核心地位及儒家道统谱系确立的重要标志。

[①]参见王雷《教育文物——书写在大地上的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6页。

[②]参见常会营《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③]参见盖金伟《论“释奠礼”与唐代学校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④]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礼部奏贡举人谒先师，自此不复行。但后代又有反复。例如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礼院准礼部贡院议，按《礼阁新仪》云，“自后诸州府贡举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见讫，择日谒先师，遂为常礼。”（《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但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国子监言：“旧例遇贡举岁，礼部贡院集诸州府所贡第一人谒奠先圣，如春秋释奠仪。况春秋自有释奠礼，请罢贡举人谒奠。”（《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

[⑤]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⑥]《新唐书卷一五·志第五·礼乐五》亦载：“贞观二年，左仆射房元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