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和明治政府教育改革几乎发生于同一时期，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两场改革的时候可以通过将二者进行比较，这样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深刻的理解。本文将为读者详细对比这两场改革的异同点。

近代以降，“学战”的观念渐趋流行，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在经历甲午战败，庚子国变以后，清政府不得不加速了对教育的改革和调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后，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继而又废除科举，且在1905年设立学部，且从1907年开始，“学部按次遣视学官巡视各省，京师设督学局，直辖于学部”,1909年，学部将全国分为十二个视学区域，每区派视学官两人，按年份赴地方视察。

1872年颁布的《学制》，标志近代日本教育制度的确立，该学制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原则，确立了其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制度。明治政府于1871年设立文部省，以此为其教育行政的中心，统辖各学局，各大中小学，负责教育全国国民。地方府县设“学务部”。1890年，日本颁布了《地方学事通则》，第一次明确了文部大臣、府县知事、市町村长的教育权限。概而言之，学校设置、教育课程、教科书归国家统揽，学校设施、教育费由地方处理。可见，中国的教育改革无论制度还是行政机构的设置，都多有模仿日本之处，然问题在于，形式可以模仿，甚至内容也可多有契合，而在实际的贯彻中所遭遇到的历史境遇则使得二者呈现出相去甚远的面相。

两国的步伐迈得都很大而且也很急。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在晚清对整个国家的实际控制已然日益式微，自太平军兴，地方督抚的势力日益坐大。而清政府极其困窘的财政境况往往使得原本已然不堪重负的乡村也日益恶化，尤其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更是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盘剥，使得本来只能在农业时代勉强得以维系的乡村需要支撑起具有现代国家意味的上层机构，故“自治”名义下的地方改革反而变成了地方攫夺权势的借口。所以，在晚清政府的改革中，就像废除科举一样，“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以挽救统治危机”，却“丢掉了江山社稷”。反观日本，在德川庆喜被迫投降后，倒幕派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明治天皇废藩置县，将全国划为3府72县，逐渐消灭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的中央权威则是得到了真正的提升，因此，文部省就具有真正的权威，能够对国家的教育做到“以勒令代替法律”，勒令由文部省立案，经检察院通过后，由天皇认可。另外，私立学校则处在国家的严密监管之下，而教科书和教学内容也由国家的发令严密管制，在中央权威的实际控制下，这些具有现代进步意义的教育改革由国家整体推动，因而进步斐然。

当然，清政府在晚清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两国在此一阶段教育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已有不少研究，此不赘述。问题是，不管晚清教育在整体还是在人均距离日本有多远，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却呈现出迥然于日本的面貌。因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催生了社会对自己的离心力，且使得整个社会尤其是原先的士绅阶层分化，而日本的明治政府则能够使教育催生出更大的支持政府的向心力。

那么，这样的境况是如何形成的呢?从两个国家的文化特征进行一点尝试性的分析或许不无裨益。近代中国处在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什么重心呢，我以为便是绝对的皇权。中国自然有“文治”的美好景象，也有“科举”这个重要的“枢纽”，但是，这个枢纽良好运作的前提却是稳定而强大的王权。皇帝家天下，武力在自己手中，再让天下都重“文”，这当然是绝佳的建构。如若王权式微，则“边缘崛起”，这个时候，往往就会“一盘散沙”，需要有人来组织。我们知道，古代的乡土社会往往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半自由状态，要有所作为需要由国家来组织，而道咸以来的中央权威的渐失，地方的日益坐大，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各种力量纷纷登台，莫衷一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拼命地发展”这种“拼命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政治进入常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消耗建设的力量，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比较认同孙隆基先生的观点，“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这个过程中的教育也如同整个社会的情形一样，没有人能踏踏实实，一度提倡的“实业教育”也迅速被各种“主义”所取代，所以晚清的教育在层次与方向上都与清政府的目的大相径庭。

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恢复了中央的集权，更恢复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日本人所具有的奋发图强之心纳入了为天皇效忠的“正轨”。如同日本人把家名符号下所蕴含的事业看得比血缘更加重要一样，他们对主君的义务观比对有血缘者的义务观要强烈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经济在国家支撑下迅猛发展，它的实业教育和专门学校制度为日本提供了各级各类专门人才，促进了日本的产业***。它在其颁布的《教育大旨》中，要求“专事阐明仁义忠孝”，此类传统道德与其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又紧密结合起来，主导了日本在近代的走向。却并没有像晚清民初一般要求“打倒孔家店”，要求对一切传统进行批判和重估。可见，其在明治维新之后，恰恰是回到了民族的“常轨”，找到了“重心”，所以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才能成功调试，走上了强大之路。

总之，晚清政府和明治政府虽然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教育改革，却由于中央权威的地位不同导致了前者的自乱阵脚而后者却重振旗鼓。而这又使得需要有一 “重心”的中国文化传统面临挑战，导致了教育的众相纷呈而无法形成合力；日本则强化了其传统的忠孝思想，这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的改革相互交融，使其走上独具特点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