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传统深厚、精神悠久，并且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近代天皇制。要了解日本国民的民族特性，必然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日本武士道传统与精神对近代天皇制发展有何影响和作用呢？

最近在日本公映了一部关于二战时期“神风敢死队”的纪录片，在日本的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该片是一位美籍日裔的女导演森井丽莎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拍摄完成的，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做《失败之翼》。在二战中被无数人敬叹的“神风”队员的英勇表现，让他们的战争对手都深深折服，很多人都想弄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那个战争年代支持着日本的军队和国民，让他们如此得疯狂？在战争中，日本人的那种不畏生死，誓死孝忠天皇的精神到底又是来源于哪里？为什么仅仅25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家，竟然敢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众多国家为敌？这些都再一次引起了大家对日本这个民族的关注。

1、天皇——日本社会的精神象征

在日本，天皇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天皇虽然是日本国皇帝的称号，但是日本天皇也并不是从日本国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已经开始宣扬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天皇则是创造日本国土的神的后代，应该成为统治日本的现人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其权力是神给的，因此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的特殊的精神象征，从古至今，崇拜与忠于天皇的意识成为了贯穿日本历史的思想主旋律。尽管封建时代的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出现了所谓的二元化政治，即由幕府和天皇共同存在的政治格局，天皇制的“万世一系”和长达七百年的武家统治，虽然此时的天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日益削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形式上天皇仍然是日本最高的统治者，国家的政令最后都要通过天皇发布敕令来实施。日本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开港以后，随着经济上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政治上也被推向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民族危机感，一场轰轰烈烈的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倒幕运动开始了，在“尊皇倒幕”的这个口号中“，尊皇”和“倒幕”分别被置于彼此独立，互不相容的两端，此时的“皇”被看作是民族利益，民族精神的象征，此时的倒幕派借着天皇的名义来弘扬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体意识，天皇被视为摆脱民族危机的一种旗帜。而天皇也借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重新在幕府时代结束-后，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也正是如此，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天皇的神化和崇拜就成了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也只有天皇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凝聚全民族的人气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从举国规模的维新运动一直到后来明治宪法的颁布都是以天皇的名义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就是，在日本近代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颁布于1889年2月11日，实行于1890年11月29日，作为日本的第一部正式的成文宪法，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由政府草拟，天皇公布的钦定宪法，共七章七十六条，在形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实际上却是专制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相妥协的立宪主义宪法，而且专制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天皇批准法律，并命令其公布和执行”(第6条)如此等等。在天皇总揽之下，作为行政机构的内阁，其国务大臣的职能是“辅弼天皇”，即辅佐天皇施政，只对天皇负责，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此外，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还有两种占有特殊地位的力量，一是军部势力，它代表着“统帅权独立”；一是宫中势力，包括元老、重臣(内大臣)、枢密院等。其中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是天皇意志的重要体现。除具有对重大国事进行咨询的职能外，甚至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和内阁的政策。

由天皇总揽大权，各职能部门分权构成的近代天皇制，是一种既集权又分权的双重统治结构，这样各种势力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天皇则在政治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天皇也就成为了日本社会、日本民众心中不可动摇的精神象征。

2、武士道——日本社会的精神支柱

看过《菊与刀》的人，都会和该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一样，有这样的感悟：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探讨与日本人有关的各种生活方式。“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并且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说到日本的武家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武士道，武士道的“道”，指的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操守，品行等等。作为日本历史特殊产物的武士道，乃是日本中世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赖以调整、规范人们之间(主要是主君和家臣)以及武士个人与整个武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可以说，武士道是武家社会所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日本伦理文化。

日本武士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一套独特的统治体制来治理国家前后竟达700年之久，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日本的武士道虽然产生于日本中世纪，但是它并没有在中世纪就打上了休止符，而是以其独特的历史特性一直发展演变至今，自19世纪中叶幕末维新时期社会大变革之后，日本进入近代，由于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倒幕运动推开了明治维新的大门，日本近代历史上着名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博士，在1889年撰写的《武士道》一书就明确的指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指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又说“：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语》，要求日本的臣民走上战场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节，正礼仪，尚无勇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最后为了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和“，共同爱过”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了“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武士道已深深的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武士道的最大特点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之所以在日本的国民心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关键在于其核心是无条件效忠君主，对君主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的精神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在明治维新以后，变成臣民皆兵。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二战时期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也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越陷越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的队员，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尽管这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是被逼着走向“不归路”的，与此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和深重的灾难。

所以，武士道的精神与作风对于日本在近代君主立宪制的成立及其近代天皇制的发展都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再加上官方一直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的思想，宣扬天皇统治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天皇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更发扬了武士道所崇尚的“尚武”，“忠君爱国”精神，武士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对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