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熊槐，芈姓熊氏，楚威王之子，楚顷襄王之父，战国时期楚国第37位国君，在位共30年。下面历史名人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楚威王十一年(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熊槐继位，史称“楚怀王”。 在位期间，他曾破格任用屈原进行改革，但变法半途而废。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击败魏国，夺取八城;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担任五国联盟的纵长，合纵伐秦;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灭亡越国，拓境江东。但是，他也曾在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发动丹阳、蓝田之战，损兵折将、痛失汉中;又在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经历垂沙之战 的大败，国土沦丧。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与秦昭襄王在武关会盟，秦国将他扣押，胁迫他割让巫郡、黔中郡，被他断然拒绝。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梓棺返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为政举措

经济

在楚怀王时期，楚国的经济十分发达。在农业方面，主要有王田、食邑和小私有土地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当时，湘水流域已成为楚国的粮仓，有“雠、庞、长沙，楚之粟也”之称;楚地物产丰饶，盛产木材、矿产、水产和鸟兽，尤其是云梦泽一带的特产橘、柚享誉天下，而这也成为《橘颂》的创作灵感之一 [23] 。在手工业方面，这时官营的、私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家内的手工业并存。其中，楚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宛城出产的铁器闻名遐迩，有“宛钜铁矛，惨如蜂虿”的美誉。

在商业方面，水陆交通的发展为商业运输提供了便利。根据《鄂君启节》的记载，当时楚国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畅;郢都、宛、陈，都已成为有名的商业城市。 出土文物证实，除了与中原的贸易，楚国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开放程度在战国首屈一指。 楚国发达的商业为官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楚国在田税、户口税以外还征收关市税，这点与其他国家是一致的。鄂君启节所免的就是其中的关税。

文化

楚怀王本人喜好文学 ，也鼓励楚国的文艺创作。《文心雕龙·时序》记载：“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这表明，类似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楚王已经有意选拔人才在兰台宫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讲学了。 《拾遗记》也收录了一则传说，称楚怀王每年都在湘山举行宴会，命群才创作辞赋和音乐。 楚国官方对文学的重视，客观上有益于楚辞艺术的发展。

军事

军备制度

战国时期，列国普遍确立了郡县征兵制度和常备军制度。此外，出于奖励军功等目的，爵秩制度也普遍推行。 楚国的爵秩等级分为五等，分别是列侯(又称通侯)、执珪(一作执圭)、执帛、五大夫和七大夫，昭阳在襄陵之战后称自己的爵位是执珪，就是其中一例。在当时，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垂沙之战时仍有“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之称;但楚军亦存在军心不稳、“不敢坚战”的问题。

对外战争

楚怀王时期的大型战争有五场，分别是襄陵之战、五国攻秦之战、丹阳蓝田之战、灭越之战和垂沙之战，在人物生平部分已有论及。下面，分地域来探讨楚国对外战争的得失。

在对秦国方面，楚国主要与之展开了商於、汉中、黔中、新城地区的争夺。而楚怀王对巴蜀地区争夺的疏忽，使得楚国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截至怀王去世时，楚国未能收复商於，丢失了汉中的大部和新城，守住了大部分黔中。其中，丢失汉中使得楚国的江汉流域暴露在秦国的兵锋之下，相当于失去了西边的门户。

在对韩、魏方面，楚国的领土有所缩水。楚国曾三次攻打雍氏，都无功而返;而在大型战役中，楚国失去了召陵附近及宛、叶以北的土地。 [82-83] 其中，宛城是战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军工业中心，但它的一部分却在怀王年间落入韩国之手。到楚怀王去世后五年，宛、叶便彻底被秦国夺去了。楚国为其军事失利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对齐国方面，楚国在东地与之有着从越、泗上、淮北到薛邑的争端 ，无得无失。只有在对越作战中，楚军才大获全胜，吞并了越国的全部领土，至此“统一了东南半壁”。

回顾楚怀王即位之初，他一度春风得意。张正明在《楚史》中指出，自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楚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疆域最为辽阔。 然而此后，楚怀王却在对中原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兵挫地削， 其本人确实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过错，一是轻视了巴蜀的战略意义，二是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蓝田之战，三是外交失败、使楚国两次陷入被三国乃至四国围攻的困境。而丹阳蓝田之战与垂沙之战的惨败，也直接导致楚国由盛转衰。

外交

楚怀王即位时，正值战国中期、魏国霸权衰落、多强并起的时期，合纵连横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合纵连横有三种解释，本义是“南北联合曰纵，东西联合为横”，然后衍生出“合众弱攻一强为合纵，事一强攻众弱为连横”的说法，最后到战国末年、秦国独大，就特指“联合抗秦为合纵、与秦结盟为连横”的概念了。整体来看，楚怀王时期的外交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丹阳之战前主要属于合纵阵营，在该战之后主要属于连横阵营。但其中又多有反复，例如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的“交未定于齐、秦” ，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的“犹豫不决” ，都是楚怀王踌躇不定的真实反映。在诸侯合纵连横的博弈中，楚国两次沦为各国联合打击的对象，丹阳、垂沙之败，使楚国的国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楚怀王外交的失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

从客观原因来看，首先，楚国是当时边境线最长的国家，多达七个邻国。这使得楚国在合纵连横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顾此失彼，并且难以同时制衡秦国和齐国。 第二，楚国的强大实力引起了诸侯的忌惮。从襄陵之战、到担任纵长、再到灭亡越国，楚怀王备受瞩目，也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楚国并非唯一一个被列国联合针对的国家，魏国、齐国等强国都曾因诸侯的联合打击而一蹶不振，唯有秦国在一次次合纵伐秦下依然得以壮大。这固然与秦国的地理优势、军事制度以及外交策略是分不开的。

从主观原因来看，在根本上，楚国缺乏普遍的大一统导向的共识。尽管楚国早已有以屈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大一统的愿景 [23] ，但楚廷内不少人都偏安一隅;而楚怀王自己也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因此，楚国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外交策略，而经常被短期利益诱惑、背叛盟约，举棋不定，既牺牲了国际信誉，又不能将收益最大化。 [诚然，秦国对待楚国也没有信誉可言，但秦国从灭巴蜀、到与楚连横、再到远交近攻的提出，无不是深谋远虑，为统一天下的最终目标服务的。 而楚国的外交则从未帮助其实现一些类似的、阶段性的战略目标，足见其失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