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7年，赵高弑杀秦二世胡亥后，秦王子婴在位仅46天便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这位末代秦君的身份与称谓，在《史记》中却留下耐人寻味的记载：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称其为“秦王婴”，在《李斯列传》中又写作“子婴”，始终未用“秦三世”这一庙号。这种称谓的缺失，折射出秦末动荡的政治格局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一、身份之谜：从“二世兄子”到“始皇弟”的记载矛盾

关于子婴的身世，《史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称其为“二世之兄子”，即胡亥之侄；而《六国年表》则记载“赵高立二世兄子婴”，似又指子婴为胡亥之兄。这种矛盾引发后世千年争论，直至1975年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出土，其中“后子”一词专指“嫡长子”，与《史记》中胡亥自称“废毋名之兄而立幼弟”形成互证，表明胡亥确为始皇幼子，子婴不可能是其兄长。

这一身份认定至关重要。若子婴为胡亥侄子，则其继位违背“兄终弟及”的秦制传统；若其为始皇弟，则符合“立嫡以长”的宗法原则。但《史记·蒙恬列传》又载“立二世兄子公子婴”，将子婴定位为扶苏之子，这种多说并存的局面，实则反映秦末史料散佚的困境。班固在《汉书》中直言“秦以其名不彰，故不序于帝”，道出了子婴未获庙号的直接原因。

二、政治困境：从“继位合法性”到“称帝程序”的断裂

子婴未称“秦三世”，更深层原因在于其继位未完成“皇帝”称号的法定程序。秦制规定，新君继位需经“告庙、改元、大赦”三道流程。子婴继位时，咸阳已被刘邦大军围困，无法举行告庙大典。更关键的是，赵高为稳定政局，仅令子婴“行王事于咸阳宫”，实际将其降格为“秦王”而非“皇帝”。这种政治妥协，在《史记》中通过“子婴斋戒当庙见”与“未及庙见而反”的记载得以印证。

此外，子婴在位期间采取的两项举措也暗示其自我定位：其一，罢黜“皇帝”尊号，复称“秦王”，这与战国末年诸侯称王的传统相呼应；其二，诛杀赵高后未举行任何称帝仪式，反而遣使向刘邦“献传国玺”，表明其放弃帝国体制。这种政治姿态，使其在后世史书中被归入战国秦王谱系，而非秦朝帝系。

三、历史书写：从“秦三世”到“秦王婴”的叙事策略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子婴的称谓处理，实则暗含历史评判。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将子婴与子楚、庄襄王并列，归入“本纪”体系，肯定其秦王正统地位；但在《李斯列传》中，又通过赵高之口称其为“公子婴”，强调其作为宗室成员的身份。这种矛盾书写，反映汉代史家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认知——既承认子婴作为末代君主的合法性，又拒绝将其纳入秦朝帝系传承。

班固在《汉书》中更明确将子婴排除于帝系之外，在《异姓诸侯王表》中将其归入“亡秦”序列。这种叙事策略，与汉代“承秦立汉”的政治宣传密切相关：通过否定子婴的“三世”身份，强化“汉继周统”而非“汉承秦制”的正统性。后世史书如《资治通鉴》延续这一传统，称其为“秦王婴”，彻底将其排除在皇帝谱系之外。

四、考古旁证：从“秦三世玺”到“秦王婴印”的实物缺位

考古发现亦支持子婴未称“秦三世”的结论。1980年代在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秦代官印中，有“秦王婴”铜印，却无任何带“三世”字样的玺印。这与秦始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形成鲜明对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木牍中，明确记载“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暗示胡亥已规划好宗庙祭祀体系，子婴的继位恰处于这一体系崩溃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