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研讨会︱明清江南的人文世界

9月21-22日，“2019年江南学高端论坛——明清江南的人文世界”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司马朝军研究员主持，来自日本金泽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就明清江南士人、经济、地方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学者合影

明清时期的江南士人

明清时期的江南士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向来为历史学者所关注。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多位学者提交了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士人研究的论文。

日本金泽大学名誉教授李庆从之前未曾被关注的史料入手，详细考察了江苏昆山人叶盛的为官、做人、藏书、着述等方面，指出叶盛是明代中叶士大夫的一种典型，也是探究明清时代知识人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经典案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利用《过云楼日记》等史料，重点考察了晚清官员顾文彬退官回籍后的交游、收藏、慈善等“退休生活”，以点带面，勾勒出晚清苏州士人的生活状态。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许隽超从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黄小松等书札》中的乾嘉金石大家黄易致魏成宪一札出发，详考札中所涉及的十余名人物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小见大，是为乾隆后期“官民皆困、经济凋敝”真实写照，同时，乾嘉文人之交游，同乡亲友间尤密，于此札亦可窥见一斑。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耿传友利用《太函集》等史料，梳理明代文坛领袖汪道昆晚明林居期间组织丰干社、白榆社，提携揄扬各类文化人士，“为徽商代言”，开创了令人艳叹的徽州文化上的“开元盛世”，此外，他还指出汪道昆《太函集》仍需深度整理和考释。

清代是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袁枚是清代文人中交流活跃的代表，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朱琪以袁枚与沈凤之交游为重点展开考察，揭开清代中期文人与印人交往的原生状态，并就其中所涉印事与印史现象进行评议，兼对袁枚与桂馥、董洵、邓石如、黄易、巴慰祖、黎简等文人篆刻家的艺文交往展开研讨，进一步拓展了篆刻史研究的社会学与文学边界。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张宏波考察了乾嘉时期经学大家、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在徽州歙县的人生经历，探讨张惠言与歙县相关人物的交谊，可以发掘被湮没的张惠言生平行迹，深化对张惠言其人其学的研究，亦可探窥江南学术视野下，江苏常州与安徽徽州学术交流的鲜活实例，为江南相关研究提供微观的学术和生活场景。

江南士人的着述

日常生活、交游之外，江南士人的着述及影响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曾军考察了清初礼学复兴风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礼学家、浙东鄞县万斯大的生平及着述，指出江浙地区学术背景和师承渊源，家学、师传与江浙经史风气，形成了所谓“江南学术共同体”，对礼学名家的形成影响巨大，万斯大礼学集中论说古历、郊社、祖宗昭穆、宗法等“礼之大者”，体现了浙东经史之学“穷经、经世”的实学倾向，为清中后期礼学的兴盛开辟了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古代史研究室研究员司马朝军考察了顾炎武的生平以及《日知录》的成书与流传过程，指出《日知录》根本上是一部经世之书与救世之书，大致可分经术、治道、博闻三类，可以大致反映顾炎武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思想结构，《日知录》在清代经世学和考据学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当代社会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林存阳综合《言旧录》《爱日精庐文稿》《诒经堂续经解目录》等史料，对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苏州读书人张金吾的人生进行了梳理，详叙他治学、藏书、编写大型经学丛书上的取向、成就和其间的甘苦，及其编纂的《诒经堂续经解》被毁之厄运。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陈开林指出钱仲联先生标校的《钱牧斋全集》搜罗钱谦益诗文颇全，然而尚有遗珠之憾，翻检清人典籍，发见钱谦益书札四通、序文二篇，乃为佚文，通过佚文的辑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钱谦益的交游活动以及其诗文创作的取材，也为探究其诗学观、《庄》学观提供了新的材料，《钱牧斋全集》所收之文，通过所序之书进行比勘，可以补充钱文的写作时间。

会议现场

江南地方社会

此外，明清时期江南地方社会的经济、信仰等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也多有提及。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叶舟利用在南翔镇活动的紫阳朱氏、南翔陈氏两本徽商家族的家谱及相关材料，指出明清以来徽州人的商业行为构成为很多上海市镇兴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长期的客地经商背景下，有相当多的徽州人选择了在上海市镇中扎根下来，他们一方面通过修谱建祠，以壮大宗族势力，打牢根基，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由此逐步实现了土着化。到了近代，他们又利用多年经商积累的基础，抓住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契机，顺应时代的要求再度崛起，既让家族获得了新的发展，又为地方作出了更多的贡献。紫阳朱氏和南翔陈氏在南翔镇发展演变的历史便是这一进程最好的写照。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嘉定县由于漕粮折银导致赋税无法获得蠲免，赵俞等嘉定士绅向当局呼吁寻求帮助，为了筹集打点疏通官僚机构的“部费”而向民众私派，次年被民众告发。当时朝廷党争激烈，“嘉定私派案”随之扩大化，赵俞成为徐乾学与王鸿绪之间攻击对方的工具和牺牲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图书馆员李春博通过考察赵俞生平事迹及其在该案中的遭遇，努力还原该案的历史真相，借此加深对徐乾学、王鸿绪等相关历史人物及清初江南社会状况的认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健利用《三冈志略》等材料，指出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地区多遭战事，人口伤亡惨重，加之军将官吏横暴、敲骨吸髓，地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投射到心理与信仰领域，产生了异常丰富的面相。身处乱世，家宅平安最为重要，于是在当时的江南地区，神灵护佑的传说普遍流行，然而即使对于生者而言，鼎革之际的屠戮亦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反映在信仰领域，便出现了鬼祟流行的场景，迎神送鬼、安抚亡灵成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常态。而作为对清初统治者荼毒地方及种种社会不平现象的无声抗议，普通民众与士人亦寄望于神灵，希望假手神只，加以谴责，这也是地方社会心态曲折而幽微的反映。

（本文已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古代史研究室研究员司马朝军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