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中东直线国界史（上）：奥斯曼末世的大国逐鹿

中东或许是世界上最“盛产”帝国的地方。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一连串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战争机器纷纷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变幻着颜色各异的王旗，同时也浇灌出一段段与居鲁士、亚历山大、图拉真、穆罕默德这般帝王英雄相关的不朽传说。

阿拉伯帝国全盛时期疆域图

中东辉煌的历史，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中东包括西亚和部分北非，其地域囊括亚、欧、非三洲的交通要塞，四周为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里海所环绕，素有“五海三洲”之称。如此战略地位，再加上地球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波斯湾，“兵家必争之地”真可谓舍中东而其谁了。

然而这样一个四千年帝国洪波涌起的地方，却最终被岁月打磨得支离破碎。翻开二战后的中东地图，会发现这里零落着十几个国家：有常年烽火遍地的以色列和叙利亚，有深陷内战泥沼的也门和塞浦路斯，更有以石油发家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一批海湾富国。与这些处境不一的国家相伴，中东政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这里国界线大多由笔直的直线构成。北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与伊拉克四国的边界大体呈“工”字形；南部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三国的边界则大致呈“丁”字形；西部，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埃及在西奈半岛上的边界是一条直线；东部，沙特阿拉伯与阿联奠的边界同样是两条直线。中东的直线国界虽然比不上马格里布国家之间的直线国界那般具有视觉冲击力，但也不遑多让了。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将中东“修剪”得如此“规整”呢？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殊的战略位置、政治力量、民族宗教在这里扭成一团，使中东历史的发展显得非常扑朔迷离。总体而言，中东直线国界以沙特阿拉伯为分野：北部边界相对“土耳其化”，是英法等国在奥斯曼帝国瓦解过程中逐渐确定的；而南部边界相对“阿拉伯化”，是阿拉伯诸民族在各自独立的征程中依次确立的。当然，鉴于阿拉伯诸民族在17世纪之后均或直接或间接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或控制下，所以这两种类型的国界均能够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奥斯曼帝国。　　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岔路

1453年，是欧洲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间点。这一年，绵延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轰然坍塌，欧洲中世纪在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中悄然落幕，随之而来的则是日渐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由土耳其人建立，故又称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的称号源于其创始人奥斯曼一世，从命名方式来看，与中国古代的“刘汉”、“朱明”等王朝或是日后的“沙特阿拉伯”颇为相似。奥斯曼帝国最初只是小亚细亚岛上安纳托利亚酋长国中的一支。奥斯曼一世死后，其子孙继续扩张，很快横渡达达尼尔海峡、攻克东罗马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将版图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势头直到17世纪末才宣告终止。此时正值苏莱曼大帝执政，奥斯曼帝国的铁骑踏平了东到波斯、西到阿尔及利亚的广阔土地，奥斯曼帝国的舰队称霸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的四方水域。如果历史在此时定格，那中东将不需要国界线，因为整个中东不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下，就是为奥斯曼帝国间接控制。

然而，在经历两百余年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机器也终于开始迟钝。1683年爆发的维也纳之战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终止向欧洲继续扩张，这也是帝国衰落的开始。16年后，奥斯曼帝国签订《卡尔洛夫奇条约》，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向欧洲各国割让土地；1718年，奥斯曼帝国签订《帕萨罗维茨条约》，再次将巴尔干的部分领土割让给奥地利帝国。这些地区对于坐拥5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奥斯曼帝国或许只是九牛一毛，但却显露出一个端倪：曾经锋利的奥斯曼军刀已经渐渐生锈。　　欧洲各国却在大航海时代的召唤下陆续兴起。18世纪末，以英国、法国、沙俄为首的新兴殖民帝国已经将战线推进至奥斯曼帝国边境，而奥斯曼帝国却在一次次失败的改革中渐渐落后于时代，奥斯曼帝国国土广袤，境内民族众多，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各族人民尚能紧紧团结在一起，而当中央政权衰弱时，分势力量就难免抬头。19世纪，民族主义狂风袭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开始面对接踵而至的独立战争。1829年，希腊宣布独立；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及摩尔多瓦宣布独立；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保加利亚独立；1908 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

两百年前，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中止于巴尔干半岛。两百年后，奥斯曼帝国的退守也从巴尔干半岛开始。只是这一次，帝国将面临更大的困境：1878年，为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割让塞浦路斯；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1882年，英国占据埃及；1912年，意大利占领利比亚……　　至此，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与非洲的边境已经退无可退。然而战火还没有熄灭，它将跨越达达尼尔海峡燃向亚洲，而中东的版图，也注定将在这种此消彼长中重生。

尽管20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内忧外患中已经彻底沦为西亚病夫，然而这一颓势并没有引发中东领土的撕裂。事实上，直到一战前夕，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依然在法律层面努力维持着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虽然奥斯曼帝国位于欧、非两洲的边缘省份已经在事实上被蚕食殆尽。　　这种“保守”并非出于仁慈。尽管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使欧洲列强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渔利，但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不能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夺取足够多的利益，反而不如在保存奥斯曼帝国的前提下维持相互牵制的格局。比如，对于英国来说，一个残存的奥斯曼帝国可以成为拱卫苏伊士运河的天然力量；而对于法国来说，让小亚细亚半岛在土耳其人手中显然要比在俄国人手中要安全得多。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改变。1914年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拉拢下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对英国正式宣战。与此相对，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指责“奥斯曼统治者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并立刻调整了中东战略：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直到建立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　　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一战的结果。如果同盟国胜利，奥斯曼帝国或许会在艰难时局中迎来中兴；如果协约国胜利，等待它的可能便是最终的解体。

1915年：中东格局的纸面与现实　　1915年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这一年，纸面上的中东与现实中的中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于协约国来说，纸面上的1915年颇为美好：英、法、俄当局，也即是在中东地区实力最强的三大帝国于1915年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并达成共识：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划归沙俄；同时英法当局针对“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或任何地方所制定的计划”，都会得到沙俄的谅解。

在此之后，法国很快提出了要求获得“大叙利亚”的备忘录，将其领土要求一直拓展到小亚细亚半岛东南的奇里乞亚；而英国则走得更远。英国首相针对中东问题成立了德邦森委员会，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的解决方式。在德邦森委员会中，有一位名叫马克·赛克斯的土耳其事务专家，他曾广泛游历了中东地区，出版了许多游记，是委员会中唯一一个到过奥斯曼帝国大部分领土且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人。这位马克·赛克斯，将在未来中东北部国界的确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1915年6月，德邦森委员会在召开十余次研讨会后终于发表了《德邦森报告书》，并提出四种解决方式：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奥斯曼帝国独立、将奥斯曼帝国地方分权。　　英国人最终选择了瓜分一途。理由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已经衰弱到连形式上的独立也难以为继；理由之二，则是中东地区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壮大到足以对奥斯曼帝国提出挑战的。

现实中的1915年，远比纸面上的1915年来得凛冽。一战战局依然变幻莫测，双方在西线战场上陷入了伤亡惨重的壕堑战。为了打破僵局，协约国决定利用制海权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开辟南方战场，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战——加里波利之战由此爆发。　　协约国在战事胶着的情况下进攻相对较弱的奥斯曼帝国，是很合理的选择，不过这一次富有想像力的战略却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在加里波利之战中，来自协约国的50万名士兵在经过11个月的浴血奋战，死亡7万人、伤近10万人，最终在未取得战果的情况下被迫撤退。

加里波利之战的失败让《君士坦丁堡协定》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变成了空中楼阁，但是奥斯曼帝国在是役中同样损失惨重。在这种两败俱伤中，属于阿拉伯人的曙光出现了。　　一战为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它同时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在中东的力量。奥斯曼帝国作为统治者或宗主国，与阿拉伯独立运动之间缺乏谈判的空间；然而对于英国人向阿拉伯人做出了政治、领土等方面的许诺以拉拢后者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在1915年一战局势恶化的阴影下，英国人开始鼓动阿拉伯人起义以缓解中东战局的压力，“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凭借其特殊血统，成为阿拉伯世界中英国谈判的首选。“谢里夫”意为行政长官，“麦加的谢里夫”即伊斯兰圣地麦加的行政长官，由法蒂玛的后裔世袭，在穆斯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英国人选择侯赛因为谈判对象不能说不恰当，但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人起义的条件，却着实有些“狮子大开口”：侯赛因要求英国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而且这个国家的疆域将囊括西奈半岛以东和以北、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其中包含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1915年7月，侯赛因在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正是中印“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的信件中正式提出了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由于这一要求不仅牵涉到英国志在必得的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法国的传统利益地区叙利亚，麦克马洪不得不在尊重阿拉伯人独立主张的同时回避划界问题。同年10月，麦克马洪发出了最后许诺信，在“肯定侯赛因的疆界要求”的同时又做了含糊的保留，如“……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阿拉伯地区”，因此不能包括在阿拉伯国家边界之内；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需要“特别的行政安排”。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充分显示了英国当局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英国需要利用阿拉伯起义来平衡战局；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又侵犯了英国乃至于法国的利益。在法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英国人似乎必须有所取舍。然而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英国同时选择了两方。　　麦克马洪许诺信发出的前一天，英国正式向法国建议举行关于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问题的谈判。法国人此时还完全不知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存在，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对阿拉伯人做出了种种许诺。法国派出了弗朗西斯·乔治·皮科作为谈判代表——一个力主由法国控制整个叙利亚的殖民主义者。而皮科的“对手”，则是《德帮森报告书》操刀手赛克斯。

未来中东北部边界的两大制定者皮科与赛克斯，终于会面。

亚瑟·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中国留下了“麦克马洪线”

阿拉伯起义：矛盾重重的英国中东战略

在谈判中，英国的要求大多体现在战略上：连接地中海与美索不达米亚，以打通向印度的通道，将法国控制区与南部阿拉伯隔开，再依靠法国控制区将沙俄控制区分隔在北方。与此相对，法国更关注领土：叙利亚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空间，法国必须控制“北至奇里乞亚，南至埃土边境，西至地中海，东至基尔库克”的“大叙利亚”地区——直到一战中东战局的持续恶化，法国人方才松了口，同样将直接控制区缩小至黎巴嫩。1916年初，英法终于达成赫赫有名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赛克斯-皮科协定》：深蓝色、深红色为法国、英国直接控制区；浅蓝色、浅红色为法国、英国间接控制区，紫色为共管区

以“托鲁斯-杰齐拉“一线为界，以南归属阿拉伯国家；以北划分为英法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区域。英法两国分界线以德尔祖尔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北部为法国势力范围，其中叙利亚沿海地区及摩苏尔北部由法国直接控制；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其中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巴格达与巴士拉由英国直接控制。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具体形式待定。以上内容被记录在随协定一并提交的《赛克斯-皮科备忘录划定区域草图》中，这几条直线与曲线最终成为未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边界的雏形。

《赛克斯-皮科协定》虽然是一份双边协定，但其生效有两个外部条件：一是中东第三大势力沙俄的同意，二是阿拉伯人的合作。沙俄很快加入了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法国依据沙俄外交大臣提交的备忘录对中东地区边界进行了微调。1916年6月1日，三国分别互换照会，《赛克斯-皮科协定》正式完成。

加入沙俄势力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绿色为沙俄控制区；深蓝色、深红色为法国、英国直接控制区；浅蓝色、浅红色为法国、英国间接控制区

作为中东局势的最后一个主角，阿拉伯人在《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过程完全缺席，使得英法俄三国协商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直言：“在实现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承诺之前，我认为协定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束缚力的。”那么，阿拉伯人会为了尽快实现民族独立而接受《赛克斯-皮科协定》吗？

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英法两国协商的同时，侯赛因在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明确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要求：一旦战事结束，阿拉伯国家将首先要求被法国占领的、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沿海地区。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另一个主角谢里夫·侯赛因

如果将侯赛因的要求视为阿拉伯人最后的申明，那《赛克斯-皮科协定》与“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之间的矛盾便不可调和。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生效条件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生效条件居然完全一致，均是阿拉伯人的起义；而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却完全不知道另一份文件的存在，这大约是一战时期最波谲云诡的一段外交故事了……

时过境迁。对于英国来说，一战的局势已经渐渐好转：穆斯林圣战没有爆发，奥斯曼帝国没有与德国对苏伊士运河进行联合进攻，而沙俄在高加索战区也渐渐掌握了主动权。阿拉伯起义的必要性已经弱化，所以《赛克斯-皮科协定》显然要优于“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规划的“大阿拉伯国家”蓝图。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只是法国人与阿拉伯人注定是一道单选题，当英国人选择了“两全其美”的时候，便注定要自食恶果。1916年，奥斯曼帝国兵锋直指麦地那，侯赛因误以为自己与英国合作的计划泄漏，立刻率部起义。

这一天是1916年6月5日，“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正式生效了，与之同时生效的，还有四天前刚刚正式完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同年，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而在次年英国只承认其为“汉志国王”，这已经代表英国当局的态度——对于英国人来说，阿拉伯人毕竟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这意味着各方诉求还存在调和的可能。

浅绿色为汉志王国，汉志与内志成为之后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惜的是英国人很快失去了这最后一次机会。1917年，沙俄在十月***中瓦解，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做了一件令英国人瞠目结舌的事：公布并废除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秘密条约，这里当然包括《赛克斯-皮科协定》。

面对阿拉伯人愤怒的质问和节节胜利的战争态势，英国再一次将单选题做成了多选题。一方面，英国人声明“在战前是自由独立的阿拉伯地区”和“战争中自己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的地区”应当“完全和彻底地独立”，这使得阿拉伯人相信自己在战后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族自决；另一方面，英国与法国在战后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了修正，摩苏尔和巴勒斯坦划归英国控制——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界，至此基本定型。至1919年，《国际联盟规约》将一战战败国的殖民地划分为托管地，其中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为“第一等托管地（Class A mandates）”。1920年，圣莫雷会议召开，英国取得对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取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虽然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但随着英法两国委任统治权的确定，阿拉伯半岛北部边界的最终划定却因此提上日程。

第一次国际联盟大会（192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