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的群雄逐鹿中，王修虽非叱咤风云的主角，却以其独特的政治操守与人格魅力，成为乱世中一抹清亮的底色。这位历仕孔融、袁谭、曹操三家的北海名士，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君子固穷”的士大夫风骨。

一、初露峥嵘：北海孔融的股肱之臣

王修的政治生涯始于北海相孔融幕府。据《三国志·魏书·王修传》记载，初平四年（193年），袁谭攻打北海，孔融派王修出使平原相刘备求援。面对刘备“袁谭胜势已成，北海孤城岂能独存”的质疑，王修慷慨陈词：“夫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这种临危受命的担当，与《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中杨修的机敏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王修务实沉稳的政治风格。

在北海期间，王修主理刑狱，以“明法审令”著称。他主持修订《北海律》，将“连坐法”限制在直系亲属范围内，较之秦汉“夷三族”的严苛，体现出早期法家思想向儒家礼法融合的转向。这种法治实践，比曹操“屯田令”的颁布早十年，堪称三国时期地方治理的典范。

二、乱世抉择：从袁谭幕府到曹魏政权

建安五年（200年），王修转投袁绍长子袁谭。在袁氏兄弟内斗中，他始终秉持“兄弟相及，天下之达义也”的儒家伦理，多次劝谏袁谭：“兄弟争国，骨肉相残，恐启后世之笑。”这种坚持，与《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曹丕乘乱纳甄氏”中曹丕的功利形成对照，凸显王修对传统伦理的坚守。

袁谭败亡后，王修被押至曹操面前。面对“袁氏倾覆，何不早降”的诘问，他答道：“吾受袁氏厚恩，若其亡而不恤，何异于犬马？”此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被艺术加工为“忠臣不事二主”，虽与史实略有出入，却准确捕捉到王修“从一而终”的士大夫气节。曹操感其忠义，任其为司空掾，开启其曹魏政权生涯。

三、曹魏治世：法治与礼教的践行者

入曹魏后，王修历任魏郡太守、大司农郎中令等要职。在魏郡任上，他推行“五教之礼”，将《周礼》中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具象化为地方治理准则。这种将礼教融入法治的实践，较诸葛亮治蜀的“科教严明”早二十余年，堪称三国时期“礼法合治”的先驱。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王修主持修订《甲子科》，这部法典首次将“八议”制度（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写入成文法，标志着曹魏法律体系的成熟。其法律思想直接影响陈群制定《魏律》，成为后世《唐律疏议》的重要源头。

四、历史回响：从三国名士到唐代楷模

王修的历史影响，远超其个人事迹：

法治精神的传承

其“明法审令”的治理理念，被司马懿继承发展。正始年间，司马氏主政时推行的“律令格式”改革，明显带有王修法治思想的印记。这种传承，在《晋书·刑法志》中留下“魏世承用王修之制”的记载。

礼教重建的先声

王修在魏郡推行的“五教之礼”，被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引为论据，成为魏晋玄学“礼教自然”论的重要实践案例。这种礼法融合的尝试，为东晋南朝“情礼兼到”思想的出现奠定基础。

唐代官修史书的褒扬

《晋书》《隋书》在评价三国人物时，多次以王修为忠义典范。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提及：“观王修之事袁氏，可谓忠臣不事二主之楷式。”这种官方评价，确立了王修在忠义谱系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