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上记忆】从虬江路到万竹街，一个家族的往事

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晚上，在万竹街46弄一间老式石库门的亭子间里，全家惴惴不安地围在晚饭桌边等待着。父亲迟迟没有回家。

父亲在位于淮海中路近常熟路口的福和烟草公司分店做店员。每天从位于南市老城厢的万竹街的家出发，往返皆步行。其实他可以坐一辆无轨电车，单程票只要6分钱。但父亲舍不得。

孩子们都希望父亲能早点回家，但也都隐隐理解父亲不能早归的理由。这一晚，父亲终于到家，一进门，他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今天实在走不动了，乘坐了三分钱的车。”原来这天父亲病了，但还舍不得回程全部坐车，而是硬多走几站路，算到剩余路程只需三分钱时，这才上车。那天，父亲没有吃晚饭，进屋就睡。

这一幕，给当时不满10岁的孙重亮留下印象太深。三分钱，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孩子的心头。家长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生活重担，好让孩子们奔向更广阔的未来。这户万竹街里坚韧的宁波人家，有理由让邻里相信，他们会撑过眼前的困难，拥有更好的明天。

初涉上海的原点

一户不起眼的家庭，也可以是整个上海近现代史的缩影。

二十世纪初，坊间已有“无宁不成市”的俗语。极富商业头脑的宁波人，从上海各路移民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商界声名日隆。宁波人不仅精于生意，且非常注重伦理乡情，往往一个宁波移民在上海立足，会将原籍整个家族的人都带到上海来。一位来自宁波镇海的孙姓小伙子正是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上海大马路（南京东路）165号福和烟草公司当学徒。当时，他不过十四五岁。他就是孙重亮的祖父。

祖父入职福和烟草公司不久，正遇政府对鸦片的禁令，这为烟草业带来大好发展前景。祖父聪敏好学，在所有的店员里升为“大师兄”。有了自己的积蓄，祖父从老家娶来妻子，不久这个新上海人之家陆续添了六张小嘴。

为了让子女生活无虞，祖父急于赚快钱。他将所有积蓄用来购买当时热销的“橡皮股票”（1910年，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上海橡胶股票的股价随之暴跌，持股者倾家荡产不计其数，一批知名钱庄接连倒闭，至1911年初，上海100家上市钱庄仅剩51家），最后却血本无归。失意的祖父离开福和，跳槽去工资高但风险也较大的大丰洋行，在跑海参崴的船上担任事务主任。恰逢俄国爆发十月***，大批俄国贵族逃亡上海，船票千金难求，也让跑这条线路的海员收入激增。熬过经济危机的祖父，在虬江路买了一栋过街楼石库门房子，又让自己在镇海的家人买了宅院添了田地，并为家乡捐修道路，设置煤油路灯，还给上海家里每个孩子请了奶妈。

不敢再触碰股票的祖父，开始与一位新结识的福建林姓商人商量开公司。祖父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并把做船员的保证金都从洋行借出，一并交给林。谁知对方卷款潜逃，再无踪迹。时局混乱中，租界、华界的巡捕都没有找到骗子下落。祖父只能孤身四处寻找。恰逢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军阀作战。祖父陷于激战的枪林弹雨中，爬过死人堆才回到虬江路家里。这时，孙重亮的父亲才8岁。大家开门相视，抱头大哭。1932年，日军兵临城下，祖父苦苦努力换来的虬江路石库门房子，由于地处战区，在大火中被焚毁殆尽。

目睹昔日“大师兄”遭遇，充满人情味的福和烟草公司将孙重亮的父亲带入福和当练习生。祖父在上海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恍若全部作废，父亲来到祖父工作的柜台前，一个家族又回到初涉上海的原点。

1940年，祖父在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筹建的四明医院（今曙光医院）郁郁过世。余下家人在同乡的介绍下转到老城厢万竹街，租住两间亭子间。一栋楼内，数户人家合住，大家全部是宁波人，甚至有三家来自同一村。对孙重亮父亲而言，往昔舒适生活一去不复返，唯有乡音的围绕，安慰着这劫后余生的一家。

得名于露香园

万竹街，得名于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露香园。

《南市区志》的“老城厢”篇目显示：着名的露香园，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尚宝司丞顾名世在其兄顾名儒的万竹山房侧(今露香园路、大境路一带)购地数十亩造园，掘池时得石一方，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题“露香池”，遂以命园。露香园以园内美景、女眷顾绣闻名。还出产水蜜桃、顾振海墨及银丝芥菜。

明末，顾氏衰落，露香园“台榭渐倾，园林亦废”。其时崇明水师驻园内，削山填池，园址一部分辟为演武场，因占地9亩,俗称“九亩地”;原青莲座改建为青莲禅院。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富绅徐紫珊在演武场东隅“鸠工庀材”建义仓，并捐资在义仓西南“浚池为巨浸，植菡萏其中”(张春华《沪上岁时衢歌》)，重建秋水亭、万竹山房等景点。道光二十年义仓改为火药局，储火药4.5万余斛。两年后火药爆炸，附近建筑夷为平地。此后，废址陆续建造民宅。但露香园路、青莲街、万竹街等地名保留至今。

20世纪40年代的万竹街，已经不复盛年时的光彩。狭窄的小路，破旧的街区，拥挤的石库门，都显示着家道中落后的颓势。但父亲对眼前生活已经无比珍惜。

由于祖父的缘故，孙重亮的父亲一生极为小心谨慎。

别的店员领到薪水后，外出下馆子或者添新衣，唯有父亲将每个铜板都节省下来补贴家用。一次父亲生日，难得为自己多买了一个皮蛋庆祝，事后竟因此自责良久。

离开老城厢

在万竹街安顿下来后，父亲和母亲不仅要照顾自己膝下6个子女，还要照顾祖母和姑妈一家。家里最多时有11张嘴等着开饭。晚上入睡时，男孩全部打地铺。大人就把长条木板搁在凳子上作为床。

父亲不仅每日通过步行节省车钱，还将店里扔掉的包装纸带回家生炉子或作他用。孙重亮小时候用的小书架，就是父亲用废旧材料拼装而成的。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去北京开会，他只吃旅社提供的小米粥，将“火烧”等干点心全部带回上海给孩子们吃，自己一碰不碰。就在这样的呵护下，那么多孩子从未有一天挨饿。

孙重亮的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里弄第一代居委会干部。居委会负责失业登记、治安保卫、妓女改造、福利救济等等。能干的母亲在把自己一大家人照料妥当之余，也成为社区里众人信服的大姐。1958年，万竹、露三、大境等6个居委会合并为怀真居委会，母亲被选为主任。高度自律、好学、节俭的父母，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

孙重亮等几个孩子都在万竹小学（成立于1911年，今上海市实验小学）读书。一次，孙重亮的哥哥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孙重亮在边上看着哥哥排练几次，把形体和台词都学了九成。不久区里要挑选哥哥参加汇报演出。因为此时哥哥已经升入初中，所以老师就建议让孙重亮来演。如此“一战成名”。到了孙重亮读小学四年级时，正逢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招生，老师将孙重亮推荐上去。从戏校毕业后，1969年，孙重亮报名入伍。在1982年回沪进入上海电视台工作之前，他长期在广州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

万竹街在城市更新中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曾经见证过父亲克勤克俭身影的石库门和见证过孙重亮兄弟姐妹们玩耍的小街都已消失不见，但过往的情结一直在孙重亮的心里。

孙重亮记得，1997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纪念日当天，全家人到处都找不到父亲。

当时全家已经搬离万竹街。父亲已经78岁高龄，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傍晚他才回家，告诉大家，他一个人去了虬江路老家旧址凭吊，想念去世的祖父和被拆除的家园。

孙重亮，1948年出生于上海。上海文史馆馆员。原上海京剧院院长、国家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