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一场由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在杭州爆发，史称“苗刘之变”。这场兵变不仅迫使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旉，更成为南宋政权初建时期政治生态的转折点。其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矛盾交织下的必然结果，涉及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民族危机下的政策分歧以及军事将领的诉求表达。

一、统治集团腐败：权臣与宦官的专权乱政

苗刘之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宋高宗赵构对权臣和宦官的过度宠信。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后，为巩固统治，重用投降派官员黄潜善、汪伯彦为左右相，同时宠幸内侍省押班康履等宦官。这些宦官仗势欺人，骄奢作乱，甚至强占民宅，引发军民强烈不满。例如，康履在杭州观潮时，“中官供帐，赫然遮道”，声势浩大，完全不顾百姓死活。

与此同时，权臣王渊因与宦官勾结而平步青云。他本因在扬州溃败中失职而应受严惩，但仅被免去枢密使职位，改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这种“罚不当罪”的处理方式，进一步激化了军官和士大夫的不满。苗傅作为御营后军统制，自负有功却不得升迁，愤恨地说：“汝辈使天下颠沛至此，犹敢尔耶？”刘正彦虽为王渊提拔，但因赏赐不公，也对王渊心怀怨恨。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动兵变，诛杀王渊和宦官，以“清君侧”。

二、民族危机下的政策分歧：逃跑主义与抗金诉求的冲突

苗刘之变的爆发，与南宋初年严峻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在金军的追击下仓皇南逃。赵构即位后，非但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一味妥协投降，甚至罢免抗战派领袖李纲，杀害上书议政的爱国士人陈东与欧阳澈。这种逃跑主义政策，导致金军长驱直入，扬州、杭州等地相继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苗傅在兵变发难后，曾揭榜市肆指出：“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痛责朝廷“安然坐视，又无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维扬之祸”。这里的“维扬之祸”，指的是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突袭扬州时，赵构仓皇逃窜，导致十余万军民溺江而死，扬州城被付之一炬的惨剧。苗傅的布告揭露了南宋朝廷不抵抗政策所酿成的惨祸，也反映了广大军民对逃跑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

三、军事将领的诉求表达：对赏罚不公的反抗

苗刘之变的参与者主要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对南宋朝廷的赏罚不公深感愤怒。王渊在军中口碑极差，他因搜刮民脂民膏而富甲一方，却在扬州溃败中因断后不力导致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因与宦官勾结而得到破格提拔，这无疑是对有功将士的极大侮辱。

苗傅和刘正彦作为将门之后，自负有功却不得升迁，对王渊的飞黄腾达心怀妒忌。他们利用军中对宦官和权臣的不满情绪，在军中散播不满言论，得到了广泛响应。兵变爆发时，苗傅的军队中大多是华北人，他们深知宦官的危害，因此一致要求诛杀王渊和受到宠信的宦官。这种诉求表达，实际上是对南宋朝廷赏罚不公的反抗，也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四、兵变过程与结果：短暂胜利后的迅速失败

建炎三年（1129年）3月26日，苗傅和刘正彦趁宋神宗忌日百官行香祭祀之机，埋伏兵士，诛杀王渊，随后包围皇宫，逼迫赵构交出康履等宦官。赵构无奈，只好用竹篮将康履垂吊下城交给叛军，康履随即被腰斩。然而，苗傅和刘正彦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进一步逼迫赵构禅位给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旉，并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

然而，苗傅和刘正彦在兵变成功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巩固政权。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没有意识到各地将领正在组织勤王军队前来讨伐。当张浚、韩世忠等将领率领军队逼近杭州时，苗傅和刘正彦被迫同意赵构复位，并仓皇出逃。最终，两人在建康被擒获，遭到凌迟处决。

五、历史影响：南宋政权的深刻反思与调整

苗刘之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南宋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促使赵构对南宋政权进行整治，重新制定奖赏标准，限制宦官的权力，减轻人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其次，苗刘之变加深了赵构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心理。他意识到武将强大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开始频繁调动将领，削弱他们的兵权，以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这种政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皇权，但也导致了南宋军事势力的日益衰弱，为后来的北伐事业埋下了隐患。

此外，苗刘之变还导致了赵构皇位的继承危机。兵变中，年仅三岁的皇太子赵旉受尽颠簸惊吓，不久后夭折。赵构也在逃亡金兵和此次兵变的惊吓中失去了生育能力，至此绝后。最终，南宋政权不得不从赵匡胤一脉的后裔中选择赵昚作为继承人，将皇位归还给太祖一脉，这也为南宋历史增添了一抹戏剧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