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宁远军节度副使赵汝愚暴卒于衡州（今湖南衡阳），时年56岁。这位宋太宗八世孙、乾道二年（1166年）状元及第的宗室宰相，在“绍熙内禅”中力挽狂澜扶立宋宁宗，却最终沦为韩侂胄政治清算的牺牲品。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体命运的终结，更折射出南宋中后期皇权与相权、宗室与外戚、理学与功利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

一、定策之功与权力失衡：宗室宰相的双重困境

赵汝愚出身赵宋宗室，却以科举入仕，打破了宋代“宗室不试进士”的惯例。他早年在福建任官时疏浚西湖、推行附籍法，政绩卓著；入朝后历任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等要职，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绍熙五年（1194年），宋光宗因“孝宗之丧”拒不临朝，引发“绍熙内禅”危机。赵汝愚联合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通过太皇太后吴氏支持，秘密拥立嘉王赵扩（宋宁宗）即位。这一行动虽稳定了政局，却埋下了权力失衡的隐患。

作为定策功臣，赵汝愚本可凭借“从龙之功”巩固相位，但他对宗室身份的敏感使其陷入两难：一方面，他拒绝韩侂胄“封节度使”的请功要求，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此举虽维护了宗室尊严，却激化了与韩侂胄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大量提拔理学型官员（如朱熹、彭龟年等），形成以“恢复中原”为旗帜的政治集团，被宋宁宗视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这种“功高震主”的态势，为韩侂胄的反扑提供了借口。

二、庆元党禁：从相位到流放的政治清洗

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通过参知政事京镗策划“谋危社稷”的诬陷，将赵汝愚的宗室身份与权力野心绑定。言官李沐上奏称：“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这一指控直击宋宁宗的心理防线——南宋自高宗以来，皇权始终警惕宗室掌权（如宋太宗即位后的“烛影斧声”疑云）。尽管赵汝愚主动请罪，宋宁宗仍顺水推舟罢免其相位，贬为福州知府。

韩侂胄的清算并未止步。他指使言官胡侂编造“乘龙授鼎”的梦兆谶语，暗示赵汝愚有篡位野心；同时将朱熹等理学官员打入“伪学逆党”，彻底瓦解赵汝愚的政治根基。庆元元年十一月，赵汝愚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流放永州（今湖南零陵）。这场政治清洗的残酷性在于，它不仅针对赵汝愚个人，更将整个理学集团定义为“逆党”，导致59名官员被列入黑名单，形成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三、衡州之死：权力暴力下的非正常终结

赵汝愚的流放之路充满屈辱。途经衡州时，韩侂胄党羽、衡州郡守钱鍪奉命“窘辱百端”：他拒绝为赵汝愚提供基本医疗条件，甚至在赵汝愚病重时逼迫其继续赶路。据《宋史》记载，赵汝愚“暴卒”前曾“呕血数升”，而民间传言其“服药而死”或“被钱鍪下毒”，虽无实证，却反映了时人对权力暴力致死的普遍认知。

赵汝愚之死的深层原因，在于南宋皇权对宗室与相权的双重防范。作为宗室，赵汝愚的“定策之功”与“理学领袖”身份使其成为皇权眼中的异己；作为宰相，他的改革主张（如“恢复中原”）与宋宁宗的苟安政策背道而驰。韩侂胄的打击不过是表象，真正致赵汝愚于死地的，是南宋政权长期存在的“防宗室”“抑相权”“控朋党”的政治逻辑。

四、历史回响：权力博弈中的个体命运

赵汝愚的悲剧在南宋并非孤例。从秦桧打压岳飞到史弥远诛杀韩侂胄，南宋政治始终笼罩在权力倾轧的阴影下。但赵汝愚之死具有特殊意义：他是唯一被贬死外地的宗室宰相，其死亡直接引发了理学集团的反弹。太学生敖陶孙在阙门题诗“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将赵汝愚比作被放逐的周公与屈原；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借屈原之悲抒发对赵汝愚的同情，称其“使原之所为抑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

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史弥远诛杀，宋宁宗为赵汝愚***，追赠太师、沂国公，配享宁宗庙廷。这一迟来的荣誉，无法掩盖南宋政治的黑暗本质——在权力至上的逻辑下，个体的道德、才能甚至宗室身份，都可能成为被牺牲的筹码。赵汝愚之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终结，更是南宋中后期政治生态恶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