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迷恋纳博科夫这个人物，并非偶然，也非我一人。纳博科夫是个到处奔波辗转的人，是把自己流放出去的人，是在此地与彼处之间徘徊不定的人 —— 无限纠缠于语言的切换，场景的变化，以及记忆的得失。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前言里说，回忆祖上的琐事，如同扑捉蝴蝶那样困难重重、欲罢不能。他随手营造的句子，很长很美，越到后部分越美，收尾时更是惊艳 —— 止不住感叹，这个人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绝色的句子来？好文字，真的有疗愈功效。亏得人间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暂时缓解我们对这个寡淡无味世界的厌倦！
纳博科夫沉迷于捕捉蝴蝶，醉心于它们的转世投胎。他在序言中反复提到了蝴蝶。首先是对蝶的好奇。就像他的父亲 （后遭刺杀），惊诧于在北方的俄罗斯捕捉到某种蝴蝶，他则惊喜于在新大陆的西部俘虏了某种蝴蝶。其次是他的书写，一如蝶的蜕变。他先是写了往事的某一章，时隔多年后，又补上另一章，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书写。而后，他又求助于他人，将书中的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都给翻译出来。就这样，首本英文版的《说吧，记忆》，终于在1967年面世。
可是，几年后，当这本英文书需要面向俄语读者时，纳博科夫又为它进行了一次语言的转世。此时，他找到了更多关于他家族的资料；姐妹们对他所描述的某次欧洲之行表示不满，认为他没有如实反映细节，他因此不得不做出修改；出于某种考虑，书中的一些亲朋好友，需要使用化名；他自己呢，则为不能准确地记忆某个事件，感到殚精竭虑......所以他曾不无悲伤地说，我为何不把它们删去得了？
又过了若干年，他认为有必要对这个俄语版进行修订，并以英文再版，此时这本书又经历了一次投胎。正如他所言，“重新用英语述说的这个故事，来自于已转换成俄语的、原先以英文书写的俄罗斯生活......”
多少次的转世重生！说吧，记忆；说吧，纳博科夫...... 他神秘的语言，为他的在世故事编织了一张时而轻巧、时而幽深的网，就像在一场梦中，由时间 —— 这个神秘的捕手，将他捕获 —— 这个羞涩又长情的受害者。
左图：1955年，一位好心的美国游客拍摄到的纳博科夫祖宅， 位于圣彼得堡的莫斯卡娅大街，也即今天列宁格勒的赫尔芩大街47号， 粉色的大理石外墙，有壁画及其他意式装饰。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芩（1882 -1870）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分子（时下苏俄的警察政权是不可能去纪念他的），其人才华横溢，著有《逝去与沉思》一书，家父曾爱不释手。我儿时的卧室，就在此楼的三层，位于二楼那个凸窗的上面。如今林立街旁的椴树，当年并不存在。这些新栽的绿树，挡住了二楼东角那个带窗的房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这幢房子收归国有之后，一个丹麦使团曾在里面居住，之后是一群建筑学家。停靠在街边的那辆小桥车，想必属于提供这张照片的摄影家。右上：我的祖父，德米特里·尼克列维奇·纳博科夫（1827-1904）；1878-1885年期间，曾任司法部长。右下：我的祖母，玛利亚·冯·科尔夫男爵夫人，留影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左上：我的外祖母，奥尔嘉·尼克列夫那·卢卡维什尼科夫（1845-1901），祖籍科兹洛夫，1885年摄于圣彼得堡。左下：家父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1870-1922），与三位兄弟的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谢尔盖），摄于1885年。其时家父将从第三高级中学毕业，小小年纪即将进入大学；康斯坦丁叔叔，时年十一二岁左右，仍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德米特里与谢尔盖叔叔，俨然已是时髦的帝国法学院的学者了。右上：我与兄弟谢尔盖于1901年12月的合影，其时大概各一岁、二岁左右（面貌极其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戴不戴假发）。记得这是我们去往法国波城度完寒假之后的留影。潮湿的屋顶，闪闪发光 —— 这是那次法国南部之行的唯一记忆。 之后我们又去了别的地方：1907年秋以及1909年，曾两次去往法国的比亚利兹；1903年晚秋与1904年初夏，曾两次去往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右下：1906年在圣彼得堡，我与家父的合影，他时年三十又五，而我年仅七岁。左上：1900年，家父与母亲，留影于他们在圣彼得堡省的“维拉”宅邸的花园露台。母亲艾琳娜·伊凡诺夫那·纳博科夫（1876-1939），祖籍卢卡维什尼科夫。左下：母亲与舅舅瓦西里亚·伊凡诺维奇·卢卡维什尼科夫（1874-1916），留影于他在法国的城堡露台，位于下庇里牛斯山省的波城。右图：1908年夏天，来自圣彼得堡的摄影师，为我们（在“维拉”宅邸花园）拍摄的照片：其时父亲刚从监狱出来，第二天就要携母亲前往意大利的斯特雷萨；树干上那个圆形的物体，是我们射箭的靶子；母亲把害怕拍照的小狗特莱尼抱到了圆形的铁桌上，本书第二部分述及蘑菇的章节，曾写到过这张桌子；祖母象征性地紧紧拽着我的两个妹妹，她平时可从没抱过她俩，奥尔嘉坐在她的膝上，艾琳娜则倚在她的肩上；照片的背景一片漆黑，我们古旧的花园似乎深不见底；穿一袭黑裙的是母亲的姨妈，父母去意大利时，由她来照顾和管教我们；弟弟谢尔盖靠着她的左手，她的右手则托着我的身子；照片中的我，靠在长椅的扶手上，因为衬衫的衣领别扭，外加父母就要出门，显得怏怏不乐。
左图：1910年，利昂·巴克斯特为家母绘制的粉蜡造像（60cm×40cm），她时年三十又四，坐在我们圣彼得堡宅邸的音乐室。此处展示的是同年由画家亲自监制的复制像。他在描绘家母的唇线时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不惜长坐多时，就为能将细节画好。结果才有现在这幅惟妙惟肖的作品， 这也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有趣阶段。 我的父母还藏有他为芭蕾舞“谢赫拉莎德”（《天方夜谭》中的新娘）绘制的水彩速写。大约二十五年后，在巴黎， 亚历山大·班诺瓦告诉我， 苏俄***后不久， 他就把巴克斯特的所有作品，外加他自己的部分作品， 包括“布列塔尼的雨天”那幅画，从我们的房子转移到了亚历山大第三博物馆（今为国立博物馆）。右下：1918年11月在雅尔塔，时年十九岁的我与兄弟姐妹的合影。基里尔七岁；谢尔盖（照片受损，看上去有些异样）戴着无边夹鼻眼睛，穿着雅尔塔高级中学的制服，时年十八；奥尔嘉，芳龄十五；艾琳娜（紧紧抱住小狗博克斯二世），时年十一。左上：1920年春，我在剑桥的留影。 作为俄国人， 我慢慢发现了在剑桥的悠游乐趣，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划船，甚至胜过了独木舟或平底船。左下：经过南森时，妻儿的护照证件照（妻子薇拉与儿子德米特里，时年五岁），1940年4月摄于巴黎。一个星期后， 我们在欧洲流离的最后一周也告结束，本书也写就到此为止。右图：旅途中在酒店的房间写作小说，这是妻子意外捕捉的镜头，没摆任何姿势。 当年下榻的是东比利牛斯山省勒巴尔的温泉旅馆。照片中的日历显示，时间是1929年2月27日。 当时在写的小说是《卢津的防卫》， 关于一个疯狂的象棋手卢津发明的防卫术。请注意桌布的花纹。可以看出，在墨水瓶与满满的烟灰缸之间，放着一包抽了一半的高卢香烟。 四卷本的达尔版俄语词典旁边，摆着家人的照片。 坚硬的黑棕色钢笔架（我深爱的小橡木笔套， 伴我度过在欧洲长达二十年的笔耕生涯，留下了被我反复啃咬的痕迹，如今在纽约州绮色佳的迪恩住家的一只旅行箱内，或许还能找到它的踪迹。我写作的那只手下面，隐约可见一沓蝴蝶标本板。 春天的夜晚，若是多云天气，只要开着窗户， 便有蛾子飞入， 停歇在我左侧被灯光照亮的墙壁上。 遇上这种情形， 我们总能捕捉到好几只稀有的哈巴蛾， 并立刻将之制成标本，形态可谓完美（如今它们栖身于美国的一家博物馆）。 很少有抓拍的镜头，能如此精准地呈现一种生活。想起多年以前，在圣彼得堡， 读到一本电车司机写的诗集，不禁哑然失笑，此人的照片尤其可笑。他身着制服， 足蹬靴子， 地上放着一双崭新的橡胶鞋， 小桌上摆着他父亲的战时勋章，估计是摄影师的精心安排，而这位作者呢，毕恭毕敬地站在桌旁。这位电车司机，真不愧是聪明绝顶；他的摄影师，更有远见卓识！左图：这是妻子拍摄的一张照片：三岁的儿子德米特里（1934年5月出生）与我一起， 站在我们住宿的房子前，其时应是1937年12月初， 在法国芒通的哈斯佩里德斯。二十二年后， 我们又故地重游，风景依旧， 除了酒店的管理人员更换、门廊的家具作了更新之外。 当然， 重回的时光也给人惊喜，但是仅此而已，它只是俄国人在海外流亡偶经的一个地点，我对于重走这些古老的地方并不是很感兴趣。我记得，即便是冬天， 那里的蚊子依然可怕。 刚一熄灯，它们就扑将过来， 那恶兆般的呜咽， 显得从容、沉郁、机警，这与它们恶魔般的疯狂飞扑相比，可谓是一个荒唐的对照。你在黑暗中等待它们的袭击，你从被单下小心翼翼地伸出胳膊 —— 啪地一掌打在自己的耳朵上， 听到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而它们却成功逃脱，大声鸣叫着离开。第二天一大早，你急急忙忙拿出捕捉蝴蝶的网罩， 寻找那个吸了你一肚子鲜血的折磨人的家伙 —— 白色的天花板上， 则是那肥厚的、长条的黑色蚊子！右图：图中两个小蝴蝶品种，上面的浅蓝色，下面的浅灰色，如今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应是该馆首次拍照展出（左侧为全形标本的雄蝶，正反面，其中一只的后翅稍有损伤；右侧为副模标本的雄蝶，正反面）。它们被称为 Plebejus (Lysandra) cormion Nabokov，第一个词表示属，第二个词表示亚属， 第三个词意指种类，第四个词则指这个品种最初纂述者的姓氏，此处写着纳博科夫（我的相关拙述，参见刊行于1941年9月的《纽约昆虫协会期刊》 第49卷，第265页），后又对副模标本里那只蝶的生殖部分做了说明（参见刊行于1946年10月26日的《心智》杂志，第52卷，插图一） 。正如我在文中所言，这种蝴蝶有可能是一个杂交品种。自然界的生物，不像分类学者们，具有分门别类、井水不犯河水的意识。在滨海阿尔比斯省海拔4000英尺的一个叫穆利内的山村，我捕捉到了两只雄蝶，之后又看到至少另外两只（没有雌蝶） ，制成标本的日期为1938年7月20日（全形标本），以及7月22日（副模标本）。它们倒不是什么稀世珍宝，值得好好命名一番，但是不管如何 —— 作为正在进化的品种，其惊人的变更、 偶然的闪现，体现了一种卓越与罕见，让人心生欢喜。在一个极其疲累的夜晚，心与眼，相距甚远。想寻找一种一眼就会爱上的语言，不要太寡淡，也不要太奢靡，最好就是打开纳博科夫的这本书 ——《说吧，记忆》。先是迷离地扫描一下整页书纸，然后慢慢滞留在词语和句子上。很快地，自己的一颗心，便会尾随着书页过来。
比如下面这一段，描写他儿时夏天的一个早晨（第八十六页）：
“夏天的早晨，在传奇般的旧俄，我的孩提时光，一觉醒来，第一眼总要观察，从白色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过来的亮光。如果看到雾水一样的灰白，你最好不要开窗，以免见到一个阴沉的日子 —— 水潭倒映着天空，而你呢，光是坐着发呆。可恨的是，一丝模糊的光亮，竟让你联想到，铅色的天空，湿透的沙地，丁香花树下，棕色的花瓣碎末，已成了粘稠的块状，而零落的叶子，附在潮湿的花园长凳上，无人问津（它们是这个季节的第一批凋亡者）。”
“相反地，如果百叶窗缝隙里透过来的，是长长的闪光，露水那样晶亮，我便马上开窗， 如获至宝。一刹那，房间里满是碎裂的光斑。阳光中的白桦树，疏影轻移，竟有了葡萄的莹透翠色；与之相对的，是黑色天鹅绒的杉树，映衬着浓稠的蓝天。这种蓝色，我只在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的山地森林中，才得以重见。”
比如下面这一段写到祖宅的花园（第一百页）：
“把草场和我们的房子相隔开来的，是那个"英国"花园。它宽阔又精致，曲径通幽的地方，浓情蜜意地，分布着屠格涅夫描述过的长椅子，进口的橡树，以及本地的杉木和白桦。家人自祖父开始，就竭力打理园子，不想让它荒废，可每每以失败告终。没有哪个园丁能够对付这种情形：主干道的整洁沙地上，会出现卷结的黑色土丘，原来是鼹鼠们用粉色的爪子在堆土；阳光斑驳的小径上，野菌和杂草丛生，缠绕的树根如山脊一般盘结；自八十年代以来，熊已经绝迹，但麋鹿会偶尔来访；秀丽的巨石上，攀爬着一棵花楸和一棵更小的白杨，它们拉着双手，如两个害羞的笨孩子。闯进园子的行踪不定者，既有迷路的野炊者，也有乐于天命的村人。可是这些人，让我们年迈的看园人伊凡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会在椅子上大门上，乱写乱画一些粗俗不堪的言语。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只不过换了一种感觉，正如我试图回忆往事，越过逶迤小径，去向阡陌纵横，总会惊觉，因为遗忘或无知，出现了好多空白地带，就像地图上的未知领域，被旧时的制图人称为'睡去的美人'。”
当然，接下来总是这样，他要说到蝴蝶。而我不是故意将他最爱的蝴蝶，省去不说，而是因为词山义海，绵延不绝，竟不知如何开口......
比如第九十四页，纳博科夫有意无心，提到了俄罗斯诗人费特有关蝴蝶的诗行，更显一番前尘风华。
“不要问我
从何处来，去往何方
此时，我在优美的花朵上安歇
此刻，我在呼吸”
【附录：纳博科夫七岁时，就开始收集蝴蝶标本；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对蝴蝶的嗜爱从未改变。苏俄十月***之后，全家于1918年逃往克里米亚。到达克里米亚之后，纳博科夫尽情研究了当地9种飞蛾和77种蝴蝶。两年后，他作为生物学一年级生，入读剑桥大学，并在学术杂志《昆虫学家》上发表了学术论文。1941年移居美国之后，他开始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一年后，加入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甚至会每天花费14个小时，研究蝴蝶的翅膀和身体结构。他的蝴蝶草稿共有154幅，收录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纳博科夫作为一名昆虫类学者的梦想，是要去发现一个新的品种。他发现了众多蝴蝶的新品种并为之命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纽约郊外发现的卡奈尔小蓝蝶（Plebejus melissa samuelis）。纳博科夫曾说：“研究蝴蝶和写小说，其中的乐趣是无法相比的，没有什么可以和研究这种美丽而脆弱的生灵带来的快乐相比。” 下图为博科夫的蝴蝶手稿之一：他虚构了科里亚蝴蝶的变种，并将其命名为洛丽塔（Colias Lol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