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邸岁月

年轻的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金贞祐三年（1215年）9月23日，是铁木真之孙，拖雷的第四子，母亲为唆鲁禾帖尼 [2] 。忽必烈还在潜邸时，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的情况。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知识分子，成为忽必烈的幕僚  。

早在窝阔台大汗时期就已投靠蒙古贵族的汉族知识分子窦默和姚枢等先后被忽必烈招聘重用。窦默为忽必烈讲解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说；姚枢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忽必烈在和林结识的僧人子聪（后赐名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论天下事如指掌的人，由于他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南宋淳佑十年（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 。

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西京怀仁人赵璧也应召到忽必烈左右。赵璧学习蒙古语，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赵璧荐引金朝状元王鹗到忽必烈王府，为忽必烈讲《孝经》、《尚书》、《易经》及儒家的政治学和历史，每夜分，乃罢。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张文廉被子聪推荐到忽必烈王府，被任为王府***，日见信任。同年，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被忽必烈召见时，推荐了名士元好问等二十余人 。

总领漠南

蒙古宪宗元年（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7月1日，忽必烈长兄蒙哥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元宪宗，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4] 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 [5]

元世祖

蒙古宪宗二年（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6月，忽必烈前往草原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征云南。

蒙古宪宗三年（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封地。忽必烈建立京兆宣抚司。[1] 忽必烈率领大军在六盘山度夏。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地方。8月，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等地的大理国；蒙古宪宗四年（南宋宝祐二年、大理天定三年、1254年）1月2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7]

蒙古宪宗六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位于今河南焦作）封地。同年夏天，以南宋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正式宣布了攻击南宋的意向。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引起蒙哥的疑忌。

蒙古宪宗七年（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蒙哥命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十二月，又亲自去朝见蒙哥。蒙哥见忽必烈来朝，相对泣下，要他不必再作表白。[8]

蒙古宪宗八年（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率大军攻入四川北部，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1月29日，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启行南下攻宋。蒙古宪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初，蒙哥汗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9] 8月2日，忽必烈率军抵达河南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蒙古宪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9月3日，忽必烈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随后一路向南，在湖北开辟新的战场，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

即位建元

蒙古宪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8月11日，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病逝。9月19日，在四川的忽必烈异母弟末哥派来的使者向忽必烈宣布这个消息，并请忽必烈北归继承帝位。忽必烈则认为“吾奉命南来

“忽必烈汗” 的传统蒙古文写法 [11]

，岂可无功遽还？”于是进攻南宋，并多次获胜，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脱里赤在燕京附近征集民兵，使者催促忽必烈早日北还。11月17日，儒臣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首都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南宋丞相贾似道派使者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于是在当日撤兵北返。

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1月4日，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忽必烈率军在燕京近郊驻扎，度过整个冬天，并积极和诸王联络，准备在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春天召开库里台大会，举行登基大典。

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5月5日，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在诏书中，他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元宪宗蒙哥为“先皇”。[12] 6月29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年号“中统”。

中统四年（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

至元元年（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9月7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

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5] 至元九年（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

攻灭南宋

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市）。大都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

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忽必烈命令屯戍高丽

忽必烈塑像

的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兵15,000人，大小战船900艘出征日本。在日军坚决抵抗下，首战只获小胜，未能深入。不久，因台风将大部分战船毁坏，加上已兵疲箭尽，元军只得仓促撤回。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镰仓幕府处死。这一消息直到1280年才传到元朝。于是，忽必烈决心再次征讨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结集南宋新附军），成立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主持征伐大计。

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灭亡，元朝掌握全国性政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3月19日，南宋海上流亡政权残余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

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兵分两路远征日本，但仍然失败。

患病去世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忽必烈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至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病逝。

为政举措

编辑

政治

忽必烈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

在位期间，忽必烈注意选用人才，重用汉臣，如董文炳（忽必烈称其为董大）、刘秉忠、张弘范等，任命色目大臣阿合马掌管国家财政。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经济

发行纸币

忽必烈发明了“钞”即纸币。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穆斯林赛夷阿札儿，他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以免轮到新币贬值。这也许是忽必烈最初使用“钞”时始料未及的事情。

粮食救济

为了备荒，忽必烈恢复了王安石之后被取消的国家控粮的政策，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

民族

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

宗教

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

1258年忽必烈在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