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访谈︱张建华：12-19世纪的中俄关系及俄国的东方意识

【编者按】作为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俄两国的交往始于何时？传统欧洲国家俄国有着怎样的“东方意识”？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梅博士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以下为访谈正文。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近现代史。

张建华教授

张梅：俄国作为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东方有着不解之缘。在您看来，如何考虑俄罗斯在东亚史中的地位呢？

张建华：俄罗斯地跨欧亚，其极东到【太平洋(601099)、股吧】西北的勘察加半岛，在地理上当属东亚地区。俄罗斯是东亚地区的异类，它不属于东亚文化圈，但以他者的身份参与了东亚文化的创建，是东亚文化的参照物和推进器。东亚国家尤其是中日韩（朝）皆以俄为镜、以俄为器。例如，18世纪以来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活动以及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捷径在中国的传播。东亚区域是地缘政治的历史枢纽（Historic Pivot），即由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俄国远东构成着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所说的“外新月地带”。例如，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东亚区域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看似是双边冲突，但实际上都牵涉东亚区域的各国利益。当下，俄罗斯、中国、韩朝又都与日本有岛屿之争。

1904年日俄战争，哥萨克进攻日本军队。

张梅：应该说俄国有强烈的东方意识吧？请您作一些梳理。

张建华：俄国一直自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是所谓的“莫斯科——第三罗马”。19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说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的俄国谈不上有强烈的东方意识，但可以说保留浓厚的东方色彩。这个东方色彩来自于蒙古鞑靼人对俄国243年的统治，蒙古的军事独载制——八思哈制对后来的沙皇专制制度影响深远，并且对于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习俗、心理特性和政治取向都有深刻的影响。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推行的强制改革就是想清除这一东方基因。19世纪西欧派的全盘西化主张也是要清除这一文化基因。

俄国东方意识实际上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向东方”的意识，即扩张意识。这种意识自16世纪中期开始就愈加强烈。从16世纪中期开始，沙皇政府陆续以武力征服了喀山（1552年）、阿斯特拉罕（1556年）二汗国，又越过乌拉尔山，将扩张的目标指向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1563年，沙皇伊凡四世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哥萨克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越过乌拉尔山，大规模向东方扩张，每占一地，就建立一个城堡，西西伯利亚的秋明是哥萨克建立的第一个城堡（1586年）。1587年在鄂毕河和托博尔河汇合处建立城堡托博尔斯克，成为西伯利亚的统治中心。1614年在额尔齐斯河建立托木斯克，完成对西西伯利亚的扩张。1619年建立叶尼塞斯克，1632年，在勒拿河建雅库茨克，1639年扩张步子到达太平洋西岸，1649年在鄂霍茨克海口建鄂霍茨克城堡。短短60年就把西伯利亚全部占领。1651年在贝加尔湖畔建伊尔库茨克，1658年在石勒喀河建尼布楚（涅尔琴斯克）

克里米亚战争

1637年，沙皇政府专门设立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主管西伯利亚的毛皮税务征收以及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两倍多。

第二类是来自统治阶层和保守阵营的“东方人意识”，准确地说是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老师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为代表的“东方人派”。这一派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异军突起，适应了俄国外交在西方严重受挫而转向东方的大调整。这一派强调俄国在历史上、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缘上都与东方有着亲近的关系。其理论是：“亚洲——我们一直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互通有无。通过我们，东方和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互通有无是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

以上两种东方意识主要来自官方阵营，以下两种东方意识则主要来自知识阶层。

第三类是以东方和中国为鉴的“东方意识”。即认为俄国的母体文化是希腊罗马文明，但由于金帐汗国长达二个半世纪的统治，将俄国与欧洲关系切断了，导致了俄国的落后，因此而“敌视东方”。并且，19世纪以后，古老的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成为黑格尔所说的文化“木乃伊”，屡遭欧洲列强侵略，俄国必须以“以东方为鉴”。以上思想主要表现哲学家恰达耶夫以及他所代表的西方派的言论中。

第四类强调俄国是东方国家，是沟通东西方的金桥。包括蒙古鞑靼人对俄国的统治，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建立的作用。持此观点的主要表现是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

张梅：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俄国对中国有怎样的认识呢？

张建华：中俄两国，血不同缘，族不同宗，文不同种，教不同类，并且地距遥远，在相当长历史阶段里对彼此形象和信息所知甚少，几近隔绝。俄国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尽管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曾征服并统治俄国达两个多世纪之久，但是俄国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家的了解仍然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在俄罗斯民族推翻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并获得了民族独立之后，特别是随着俄国政府加速对东部地区和东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步伐之后，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才越来越多地为俄罗斯人所知晓。

在俄国可考的古代文献记载中，成书于12世纪末的《【伊戈尔(002922)、股吧】远征记》中提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家名字“希诺瓦”(Хинова)和“契丹”（Китай），但很难说这就是中国。俄国特维尔富商、着名旅行家尼基京旅行到过印度，1472年他出版了《三海航行记》，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北方为契丹和中国南方为“秦”（Чин）或称“马秦”（Мачин），后两者的名称可能来自印度语，因为尼基京未曾到过中国，关于中国的信息可能主要来自印度商人。书中提到“那里制造瓷器，并且东西都便宜”。如果通过印度走陆路，半年可达中国，如果走海路，则需4个月。《三海航行记》出版两年后，尼基京去世，此书及其关于“中国”的记载并未引起世人关注。

英国汉学家亨利·越儿（Hery Yule）认为公元前221年左右罗马典籍中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国之人），来自希腊和罗马称中国丝绢“Serecom,serecum”,经阿尔泰语音变为sina,chin,china。15世纪俄国就从中亚商人和欧洲地理学家那里了解到了中国的信息。16世纪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刺激俄国想开辟一条从欧洲到亚洲的陆地商路，以避免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海上强国发生冲突。当时俄国没有出海口，是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

但是由于关于中国的信息缺乏，以及误传，当时的俄国一直认为中国在鄂毕河发源地，从而大大低估了俄国到中国的实际距离，并且还把他们一路遇到的喀尔客蒙古、厄鲁特蒙古当做中国人。称中国皇帝为“博格达车臣汗”，博格丹是天神，车臣是儿子的意思，合起来即为“天子”。

张梅：中俄关系开始于何时？

张建华：有学者认为始于金帐汗国统治俄国以前，证据是在圣彼得堡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里有一件发现于萨拉托夫附近的中国花缎长衫以及大量经装饰加工的中国青铜镜，证明在13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手工业品早已进入俄国。也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4世纪的元朝，因为在《元史》中已出现“斡罗思”的字样。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俄罗斯人为元朝保卫边疆。元朝政府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元朝政府在北京设有“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为正三品官，负责管理俄罗斯军人。还有学者将中俄交往的起始时间推至公元1世纪的前后，认为经古都长安，到安息(波斯、伊朗)，最后到大秦(罗马)的丝绸之路，除了天山南北二路的干道外，还有其他的支路。其中有一条支路贯穿整个蒙古草原，经西伯利亚沿着叶尼塞河、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到欧洲。从西伯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喇和林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汉代漆器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中国丝绸，此外高加索出土的中国汉代的剑和玉器，里海西岸发现的汉代铜镜和克里木半岛出土的汉代丝织物就是佐证。还有学者将中俄的交往推致公元前119年，西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多名军士，携带金币丝绸、牛羊牲畜，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行程万余里，曾经到达大宛（原苏联的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一带）、大月氏（原苏联阿姆河地区及今阿富汗境内）等地。

俄国沙皇伊凡四世

但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始于16世纪中期，因为真正比较详实的文字记载证实中俄关系始于这个时期。据史料记载，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于1567年派哥萨克首领彼得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和雅雷切夫（Бурнаш Ялычев），带着沙皇国书，前往东方的中国，要求见中国皇帝，但是他们只到了托博尔斯克。但这在中国史书中没有记载。

张梅：俄国早期使节为何使华？伊万·彼特林使团使华又负有什么使命并具有什么意识呢？

张建华：大体归结为两点：一是传统欧洲到东方的商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欧洲商人要开辟新商路。17世纪初英国商人求见沙皇，要求经过西伯利亚到达鄂毕河上游，寻找通往中国和印度之路。沙皇政府以波斯与土耳其战争阻断道路而拒绝。

二是为了扩张。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扩张，在短短的60年里就把西伯利亚全部占领，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扩张到太平洋西岸。

1618年，根据沙皇阿列克谢的旨意，托博尔斯克军事长官库拉金派出哥萨克教师彼特林和助手安德列·马多夫为首的12人考察队，于1618年5月9日从托木斯克出发，经过蒙古，到达呼和洁特、长城和张家口、南口，于当年9月到达北京（俄称“汗八里”）。由于彼特林没有携带礼物和国书，因此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被关在明朝招待外国人的驿馆里，他们在北京住了四天，就带着万历皇帝的敕书回到托木斯克。1619年9月，彼特林向沙皇阿列克谢提交了一份报告《通向中国、和沿鄂毕河的其他定居国家和游牧的汗国(ulus)，以及流向大鄂毕河的河流及道路概览》(Ропись китай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 пообинскому и и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жилым и кочевым улусам и великой оби реки и дорогам)以及带回的中国地图。

由于，俄国宫廷内无人懂中文，因此万历皇帝的敕书一直存在俄国外交部的档案馆里，直至1657年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时，才在托博尔斯克找到蒙古人把它大致译出：北京来了两个俄国人，中国皇帝与他们友好相处，并提醒他们下次带礼物和国书来。俄国着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曾认为彼特林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这份报告是抄袭1567年使华的彼得罗夫的报告。

张梅：俄国早期使节对中国有怎样的认识呢？

张建华：由于这些使节的文化水平不一和外交能力的差异，他们的记录内容虽然基本相近，但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彼特林在报告中称赞中国的物产丰富，尤其是各种四季水果和蔬菜，更多的是他不知名称的，但是他记录了其形状。报告中记载中国的城市是石头砌成的，以便于军事守卫。

彼特林从京北张家口进北京，他记载了张家口的高高的城门与克里姆林宫相同，张家口城门6点开，太阳落山关城门。开关城门时响炮三声。从张家口到北京，他路过6座城门。彼特林把北京称为“大中国城”，记载那里人口众多。他认为北京城四四方方，绕城一周要骑马四天，四角有角楼，城上有大炮和士兵，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称为“磁铁城”，城里的宫殿金碧辉煌。因为彼特林根本没有进宫，并且基本被软禁在驿馆里，因此上述说法有相当成分是道听途说和凭空想象的。

彼特林的报告被沙皇政府视为军事机密，长期保存在外交部的档案馆里。但是英国出版商普切斯（S.Purches）在1625年将其译为英文，以《两名哥萨克从西伯利亚去中国及其邻近地区记事》出版，随后出现了德文版、法文版、荷兰文版、瑞典文版。直到1818年，才由斯帕斯基正式发表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通报》上。英国学者巴德利在写作《俄国-蒙古-中国》里就使用了英文版译本。苏联学者再度整理和校对，出版了新的版本。

张梅：十八世纪俄国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更清楚了吧？

张建华：整个18世纪，在两位大帝——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罗斯走上强国和帝国之路，以欧洲和西方导向为基础的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形成。俄国社会中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在俄国上流社会也出现了“中国风”（chinoiserie），如在两沙皇的夏宫——彼得宫和皇村出现了“中国宫”“中国桥”“中国塔”等具有东方文化象征的建筑，一时间俄国上流社会人士和贵族地主在自己的庄园上竞相效仿。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时俄国的“中国形象”基本来源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英语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中国风”和“中国元素”甚至是作为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受到俄国上流社会追捧的。

圣彼得堡附近的十八世纪中国宫

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风”对俄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上层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中国情调”。如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夏宫里出现了以“中国宫”命名的建筑，使得许多贵族世家纷纷效仿。着名出版家诺维科夫在自己所办的讽刺杂志《雄蜂》第8期（1770年2月）上发表了《中国哲人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以赞扬中国文化背景下统治者治国的最高理念“立志”“立责”和“求贤”为借口，隐晦地讽刺了当政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公好龙”式的“开明君主专制”，最终引起女皇的愤怒，下令《雄蜂》杂志停刊。

普希金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在诗歌中想象着自己已经来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普希金甚至在构思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最初的设想应当提到中国的智者孔子。后来他在彼得堡的沙龙里与俄国第一代汉学家、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比丘林神父相遇，知识渊博的神父给普希金讲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神奇故事，并送给有自己签名的书籍。1829年底，普希金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宪兵第三厅厅长本肯多夫伯爵写信，请求随传教士团赴东西伯利亚和中国考察，但遭到拒绝，未能成行，遂成为普希金毕生憾事。需要说明，俄国此时所接受的“中国意象”完全是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文献中“转译”过来的形象。如闻名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则是作家苏马罗科夫从德文版《中国悲剧》(Chinesische Trag die)转译而来，名为《中国孤儿》（Китайская сирота）。

在以上前提下和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信息的条件下，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东方和中国的“最初印象”是否定的和消极的。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中，“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情结”较为流行。它不仅表现在持极端立场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之中，也表现在持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