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祸始，必以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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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正文

2026-02-15 12:09

“既为祸始，必以凶终”

【帝曰：“咎繇，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无有干我正，言顺命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欲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也。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刑期于无所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帝曰：‘咎繇，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无有干我正，言顺命也。”“咎”，古音高。“咎繇”，在通行本也写作“皋陶”，但发音读作“gāo yáo”。舜任他为掌刑法之官。“庶”，众的意思。“干”，触犯。“或”，有的意思。“正”，通“政”。舜帝说：“咎繇啊，这些群臣众庶，没有人触犯我的政令。” “没有人触犯我的政令”，说的是顺从命令。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士”，郑玄注：“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用现代话说，就是法官的意思。“弼”，辅助。“五刑”，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简称“五刑”。“五教”，是前面《舜典》中讲到的“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期”，当的意思，适当、合宜。“你担任法官，明确并运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等刑罚，审判得当，来辅助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等教化，相合于我的治理。” “欲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也。”希望咎繇能以刑罚来辅佐教化，与治体相合。

舜帝说：你担任法官以来，能够明察案情，对各类刑罚的运用都与罪行相符，审判得当，百姓信服。圣人之治是以德作为化民的根本，因此在百姓中大力推行“五教”，在教育所不及的地方，你能以刑罚来加以辅助，以期实现我们理想的政治。

“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刑罚的最终目的是期望没有刑罚，百姓合于中道，这是你的功劳，请再接再厉。“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刑期于无所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虽然有时运用刑罚，以杀止杀，最终没有犯刑者，期望达到无所用刑的境界，人民都合于大中之道。舜帝说“这是你的功劳”，这是对咎繇的勉励。虽然在治理中会不可避免地运用到刑罚，但事实上，运用刑罚也不失仁爱之心。为什么？期望能够达到不用刑罚的效果。正是这种仁爱的存心和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使百姓都能走上正道，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而人道源于天道，“天道好生而恶杀”，治国理政也要顺应天道，对待民众讲求仁爱，不能过于苛刻。所以，“德主刑辅”的仁政理念就是从效法天道而来。德与刑在治理中的关系是运用刑罚辅助德教，统摄刑罚入于道德，根据道德制定刑罚，施用刑罚是为了道德。如果没有理清二者的关系，就会出现酷吏乱政伤民、以私意害天理的现象。

在中国的史书中，从汉代开始，基本上各朝史官都对酷吏有所收录甚至专门做传，将他们所行的酷刑、虐政和所得到的恶果都载于史册，传于后世，目的就是昭示“既为祸始，必以凶终”的道理，以为惩劝。

比如，《汉书》中记载着酷吏严延年的故事，值得现代官员提起警戒。严延年居官办事不顾个人得失，所以在他治理的范围内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分地痛恨坏人、坏事，所以被他过度惩罚的人很多。严延年擅长写狱词及官府的文书，凡是要诛杀的人，他都亲自写奏折上奏。大家看他写的狱词很有道理，所以上面的人会很快核准判定犯人的死罪。到冬天要行刑的时候，严延年命令所属的各县把犯人都押解到郡上，集中在郡府一起处死，一时间竟血流数里。因此，郡里的人都称他为“屠伯”。“伯”，老大的意思，说他是屠宰的老大。在他管辖的地区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这在一般人看来觉得严延年是好官，是值得称赞的。

有一次，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他的母亲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严延年在处决犯人。她看到血流了好几里地，非常震惊，就住在道旁的亭舍里，不肯进入郡府。严延年出城到亭舍里拜见母亲，他的母亲却闭门不见。

他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母亲才让他进去。他的母亲斥责说：“你有幸当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严延年赶紧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迎回郡府居住。

祭祀完毕后，母亲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壮年的儿子深受刑戮。”他的母亲又说：“我走了，回到东边的老家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他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已经预感到，严延年以后的结局一定不是很好。后来，严母回到家乡见到严延年的同族兄弟时，又把以上的话说给他们听。一年后，严延年果然出了事。这时，东海郡的人无不称颂严延年的母亲贤明智慧、深明大义。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理应爱民如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犯罪的百姓应该是什么态度呢？就像父母对待有病的孩子一样，《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要做的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容厚待罢了，哪有父母官对儿女屠戮的道理？如果把百姓，包括犯罪的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把能够逮捕多少人、杀戮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而毫无怜悯之心，就与天道相悖，结果就是“逆天者亡”。

为什么古代很多开明的读书人看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预测他未来的结局？因为他们读圣贤书，明白天道恒常不变的规律。他们知道“道”，所以用“道”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前程如何。孟子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重视伦理道德教化是首要的，实在教化不了、顽固不化的人，才不得已使用刑罚加以惩戒。

作为领导者要具备三个职能：君、亲、师。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有仁爱之心，不仅会受到人们的爱戴，而且也能感化百姓，达到“刑期于无刑”的效果。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做大司寇审理案件时，他和别的法官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根据案子的实情给予公正的处理和判决。但是，他和其他法官不同之处是一定让人不再争讼。怎样让人不去争讼？那就必须兴起伦理道德教育，让人们知道是非、善恶、美丑而羞于争讼。

所以，仁者爱人。有仁爱之心的在位者才能施行仁政。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孝经》中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最后达到的目标都是“一”，都是使民心和同而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礼乐的教化能够防患于未然，让人从心底不愿去作恶。通过礼乐调顺人心，人心和谐，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遵纪守法的外相；如果人的内心没有调和，仅仅是因为惧怕刑罚的处罚不敢做坏事，这是出于勉强，一般在无人监督的地方、刑罚没有涉及的地方，仍然会做恶事。因此，礼乐教化是主，刑罚是礼乐道德教化的辅助，所以中华文化也被称为“礼乐文化”。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延续。

古语云：“天下之大，莫过于人心。”******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国家或治或乱、或盛或衰无不是由人心引起的，“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而要挽回人的良心，仅靠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因为仅靠法律难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可能导致“民免而无耻”，人们惧怕刑罚而不敢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设法免于刑罚而自视聪明；不能避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虽然法律条款越来越严密、具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依然众多；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不能达到“不忍欺”的管理境界。所以，要想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加强礼乐道德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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