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为“宗圣”。曾子天生资质并非聪颖，《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对其评价也只有“参也鲁”三字。然而，值得人深思的是，为何生性鲁钝、资质平平的曾子，最终能得到“宗圣”的儒学大家地位？其关键一点就在于曾子好学。学则觉矣，曾子为学不倦且能将所学知识及时转化成智慧，并终其一生持守奉行仁义之道，为后学承传儒道树立了典范。

读书治学必须先行立志，并且要立大志。曾子认为，读书治学应当以弘扬仁道作为目标。

《论语·泰伯》篇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即读书人。曾子认为读书人肩负着弘扬仁道的使命，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所以纵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在所不惜。曾子还对能担重任的君子（读书人中的典范）进行褒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意指有这样的人，年幼的孩子可以托付于他，国家的大事同样可以托付于他，面对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能够毫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在曾子看来，担当治国大任是“士”与君子这类读书人的本分。正因如此，曾子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注重从自省修身、提升品格、不断温习学习等各方面提升自己，曾子终成一代大儒。

“不能则学，疑则问”

笃实严谨，勤学好问，是治学的基本态度。曾子强调做学问忌讳的是内心浮躁、骄傲自满，看重的是笃学好问、谦敬有礼。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中，曾子提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君子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及时把所学的内容付诸实践，对于合乎道义之事，即使困难也绝不畏难逃避，对于能够博取虚名且容易做到的事情坚决不去做。《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中他又说：“不能则学，疑则问。”为学过程中，遇到这样抑或那样的问题、疑虑，都在所难免，不懂时要善于静心钻研，有疑问则要主动向智者请教，如此才能增长知识才干。关于提问的具体策略，曾子也颇有心得，他说：“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向尊长请教要谦恭有礼，对请教的问题自己没搞清楚，就等师长心情和状态适宜的时候再请教。当然，如果师长没有解答也不要过于强求。这是曾子求学问道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大戴礼记·主言》中记载着他向老师请教问题的具体情形，曾子问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逊也。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也。’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阮元在《曾子十篇》注释中提到：“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此承闲复问之义也。”对于那些始终“耻不知而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的读书人，在曾子看来谓之“穷民”。

“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是治学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礼记·大学》中，孔子教示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曾子对老师的教诲谨记于心、躬行实践，他认为学问的提升，亦是一个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记载，曾子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博”，“大通也”，孔门论学首在于博，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但是，曾子认为，君子治学做到了“博”还不够，要“博”“习”“知”“行”“让”五事并进不可偏废。曾子主张，为学者即便学识已经达到渊博的程度了，但还要懂得时时温习；尽管做到温习了，还要能够真正理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等到领悟经典中的义理后，还要能够按照它进行具体实践；最后，做到知行合一仍不够，倘若能推贤尚善、与人无争，方能显境界。曾子认为，君子为学能够严谨细致地做到这五个方面才算完满。曾子提出的这种五步学习过程论，对后来的学习理论和实践，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庸》中出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显然是在曾子学习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学习是一个既有时代意义，又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课题，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成长和长成，因而一直被中外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视。作为我国儒学大师的曾子，正是凭借着自身坚忍不拔、诚敬笃实的性格，专心致志地追求治世之道，他在治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治学经验，即“仁以为己任”的崇高治学目标、“笃实严谨、勤学好问”的治学态度、“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治学法则，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耀眼的火花。

【注：原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