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五常之教也，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徽”，孔安国传，“美”的意思。《尔雅·释诂》把“徽”解释为“善也”，“善”，也是美的意思。“八元”，高辛氏帝喾有八个才子，称为“八元”。舜恭敬地完善“五典”之教，百姓都顺从。“五典”就是“五常”的意思，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教导人们懂得“五常”的教育，他是怎么教的？他从高辛氏的后人中选出八位贤能的人，世称“八元”，让他们传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于四方，人民顺从，没有违背教命的。“典”就是“常”的意思，是恒常不变的道理。

这说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要使人们的善良不断增长，过失得以挽救，这才是教育的使命。在《群书治要·魏志下》中也说“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推举善人，使大家见贤思齐，这是孔子所称道的。古代开明的君主，都特别重视“举善而教”，因为每个人都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社会就会形成向善的风气。

举善有三种。首先，举善人为官。舜帝之所以能够教化成功，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孝悌之人；不仅如此，他选择了“八元”这八位贤德之人来教化百姓，结果，“上之化下，如风之靡草”一样迅速、有效，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负责把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因为一个人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出来做事就会尊敬领导、忠于领导，对国家也能尽忠。一个人能够廉洁，没有贪心，做官也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在《论语》中，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之人的上面，就能使邪曲不正之人也变得正直。所以，在舜拥有天下的时候，就从众人之中选取皋陶为士，掌管司法，因为皋陶公正无私，所以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在汤拥有天下的时候，从众人之中选拔伊尹为相，结果不仁之人也远离了恶行。这说明，举善人为官可以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这就是“举善而教不能”，能够取得迅速、有效的效果。

第二，举善人为师。国家将德才兼备的、能够言传身教让大家向善的人，作为老师，甚至作为国师。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让百姓明白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也能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群书治要·尸子》中有一个比喻，讲了举善人为师的重要性：假设你家里着火了，有很多人过来把火扑灭，你一定会对这些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很早就提醒你，要把柴火搬得远离灶台，烟囱做得弯曲一些，墙的缝隙涂好，这样可以避免失火之患。但是你却不以为然，还觉得这个人真烦、真唠叨。

同样的道理，假设一个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能够进入监狱把他救出来，使他免于牢狱之灾，那么他们全家族的人都会对这个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些教导人们仁义慈悌道理的人告诉他，“仁者爱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道理，学了这些道理，保证终身不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却没有人对这些人感恩戴德。这就是社会风气为什么不能够向善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对那些言传身教圣贤教诲的人给予尊重。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历代皇帝都对孔子如此尊重，并且设置了礼敬国师、宫廷讲经的传统。比如，对孔子的尊重自古有之。在汉高祖十二年，汉高祖经过鲁国，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也是祭天的礼节，从此就开了天子祭孔的先河。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康熙皇帝是满族人，他到曲阜祭孔的时候，原定的礼仪是鞠躬礼，但是到了之后，他认为鞠躬礼不够恭敬，决定跪而不拜。当他跪下之后，认为还是不够恭敬，于是跪拜。跪拜之后，他还认为不够恭敬，最后用三跪九叩首的最高礼节来祭孔。

历代天子对孔子的敕封，也就是他的封号，也是逐渐增加。《明史·礼志四·吉礼四》中记载，在“至圣先师孔子庙祀”这一条上说：“汉晋及隋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唐谥文宣王，宋加至圣号，元复加号大成。”汉朝、晋朝、隋朝对孔子的称号，或是称作“先师”，或是称作“先圣” “宣尼” “宣父”。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先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名号之高，空前绝后。而且，在敕封诏书中对孔子的赞誉也是达到了极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先孔子而生的那些圣人，如果不是因为孔子的话，后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在孔子以后的圣人，如果不是因为孔子，那都无以效法，不知道向谁学习。“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 “大成”二字，出自《孟子》。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赞叹孔子是“集大成者”，以非凡的智慧，成就圣人的功业。

我们学习历史就知道，这些赞叹都不过分。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凡是盛世的出现，都与推崇孔孟之道密不可分。比如，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成就盛世。“贞观之治”，我们看《贞观政要》，唐太宗也以“崇儒”为治国的根本理念、根本遵循。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也是遵循“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延续了以往的“经筵”制度，挑选通达经典而又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国师，在宫廷讲经，而且皇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来听讲，并且对这些国师以尊师之礼来加以尊重。这些国师在宫廷里讲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以从上至下，思想高度统一，国家强盛。

到了慈禧太后的时候，宫廷中仍有“经筵”的传统，但是慈禧太后去听讲经时，每每都感到这些国师是在批评自己，于是一怒之下就废弃了宫廷讲经的传统。结果，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很少有人讲，儒家的经典也不像以前那样受重视，臣子们自私自利的心行越来越重。这时，外国列强看到有机可乘，所以才有了八国联军入侵等历史。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一个人首先自己侮辱了自己，所以才被人家侮辱；“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一个家庭一定是夫妻不和睦、互相怀疑，才会让外边的人有机可乘；“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国家一定是内部不团结，出现问题、矛盾，没有解决好，才会使外国人有机可乘，来攻伐它。所以，清朝的没落并不是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而恰恰是因为忽视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致。但是，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找清朝没落的原因时，把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这是错误的观点。

所以，要想使社会风气变善，“举善人为师”就特别重要。特别是在媒体发达的现代社会，举善人为师，每天在各大媒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相信不到三年，整个社会风气定会大为好转。这就是“一正压百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