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代后妃参政的三大类型

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为唐朝妇女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正如段塔丽在其《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一书中所言：

“唐代女性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突破。从当时参政者身份和地位来看，不仅有宫廷后妃、宫人、女官、公主、达官显贵家的妻妾侍脾，而且还有普通官员的夫人，以及在社会上拥有特殊身份的女巫、女尼、女冠等，从而形成了唐代特有的女性参政现象。”

在家国一体化的封建统治时期，宫廷后妃作为帝王的妻妾，时常会接触到皇帝本人，此外，她们所能接触到的多是与政治相关的人和事，谈及其家庭生活就不得不涉及到她们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唐朝宫庭中的后妃大抵都出身良好的士家大族或官宦世家，具备相应的政治素养，在适应情恨交错的后宫生活的同时，她们与政治发生着直接亦或间接的关系，然而她们并非个个都拥有对政治的热衷且摆出积极姿态，也并非人人具有治理朝政的学识与素养，她们有的被迫扯入政治纷争的泥淖之中，从此消陨匿迹。

唐代后妃与政治的关系是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我们不应整齐划一式地作出某种裁断，而应量情度况，从对整个唐代后妃史的分析来看，大抵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参政有度型。进退有度式地参政即指作为帝王妻妾的后妃，虽对政事自有主张，却能以低调的处事态度提出个人的看法或观点，并以委婉和缓的方式巧妙地帮助帝王灵活处理政务达到帝王治于外，后妃辅之以内的良好效果。长孙皇后可以堪称这一类型的成功典范。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太宗“尝与之议赏罚，(长孙)后辞日:‘化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长孙皇后不是不闻政事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其参政手法比较灵活：

其一，固内以保外。史载太宗为秦王之时，“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殡，弥缝其网，甚有内助。”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秦王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胜利，助其完成从秦王向太宗的历史性转变。

其二，因势利导，巧拢佐命之臣。太宗因长乐公主系由长孙皇后所生故而疼爱有加，在其即将出嫁之时所备嫁妆资送远远超过永嘉长公主，有逾越礼制之嫌，对此忠臣魏征劝谏阻止事态的发展，当太宗与长孙皇后谈及此事的时候，长孙皇后不仅面无怒色，反而大赞魏征的忠谏行为，并且赏赐钱物送至其家，史载：

后叹曰:“妾巫闻陛下称重魏微，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程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取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也。”因请遣中使贵钱四百婚、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

从长乐公主嫁妆问题上来看，长孙皇后不仅“造次必循礼法”，而且能够佐助帝王虏获臣属，为唐王朝的统治储备人力资源。

其三，巧劝太宗戒躁惜才。魏征“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常常会使太宗当场陷于难堪境地，史载：“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皇后以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方式，巧妙地运用逆向思维抓住有利时机，一方面劝谏皇帝戒骄戒躁，另一方面引起皇帝的深度反思，揣摩用人之法。又“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鞠，因命囚系，侯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

以上所举无不体现出长孙氏机智敏睿的预政形象，真正做到了进退有据。

陪伴太宗走完贞观之世的徐贤妃也以其出众的文采常上疏论时政，恰如其分地指出太宗晚年治国道路中出现的垢病，且史书中无一处有关徐妃掌揽朝政的记载。

唐中后期曾“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的宪宗之妃郭氏在穆宗垂危之时，也是辅政的典型，她一直处在权力的中心，但她能够做到不因身居高位而临朝称制实属难能可贵，史载：

(长庆四年)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程。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

当武宗问及天子之道时，郭氏从容对曰:“谏臣章疏宜审览，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询宰相。毋拒直言，勿纳偏言，以忠良为腹心，此盛天子也。”

其二，积极问政型。以唐朝前期的帝王后妃居多，唐初武德年间，高祖之尹德妃、张婕妤诸妃积极地参与到太子李建成与秦王之间的皇储之争中来。有唐一代，后妃以积极姿态投身于政事之中的以掌权长达约半个世纪之久的武则天为典型性人物，史载：

“及高宗永徽之后，政出宫中，公卿大夫阁不惮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毕而家嗣再废，遂阔剪王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及中宗追王韦氏，崇宠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尊诱之。于是庆云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于天下。”

其在当政期间对唐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均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专家学者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故笔者不再详述。在她的影响下，女子从政心理弥漫唐王朝很长一段时期，并且在继武之后，中宗韦后及肃宗张皇后纷纷效仿武氏，相继出现了中宗上官昭容、韦后、肃宗张皇后弄权的局面。中宗朝“上官婕好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通过这样的途径，她们更有利于树立各自的势力范围，而韦后确实立有匡复之功，史载:

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款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遮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帷卿所欲，不相禁御。”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但也正是中宗的懦弱性格为她的积极问政提供了温床，她不断膨胀的政治权欲酿造了中宗被毒害的人间悲剧。玄宗王皇后在平定韦氏及太平公主之乱的过程中“颇预密谋”，而肃宗张皇后则“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预政事，请托无穷，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足以显示其对政权的热衷。

其三，被迫卷入型。在充满政治斗争的宫庭内部，不懂得自我保护的妃嫔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中以中宗和思皇后赵氏、睿宗肃明皇后刘氏及昭成皇后窦氏三人最为典型，她们三人均为则天统治时期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赵氏为英王妃时，其父赵壤因牵连越王李贞谋反事而被诛杀，其母常乐公主连坐而死，“妃亦坐废，幽死于内侍省。”

睿宗两位皇后同时被害，长寿二年(693年)“为户裨团儿诬潜与肃明皇后厌蛊咒诅。正月二日，朝则天皇后于嘉豫殿，既退而同时遇害。”因此，后妃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与其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及个人的政治素养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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