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劳生且着书：《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那些未完成的学术计划

1945年8月10日，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一天，陈福田从美军处打听到，日本“确已投降”，郑天挺闻之“狂喜”，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

“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p1079）

这段日记很能代表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的复杂心境，明人周用在《周恭肃公集》中有这样两句诗：“蓐食怀惭德，劳生且着书。”情境何其相似！

为避日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有计划地南渡，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南至昆明蒙自。《日记》记载的便是郑天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者教授们多已成为史册中的名字，能够呈现他们学术造诣的，主要是已刊行的论撰。更多的曾经酝酿于胸的学术计划，因受制于时境未能成型。在动荡的年月，不知多少有价值的学术思考都湮没了。通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我们得以窥探一个学者在特殊年月里的学术心路。

郑天挺

南渡初期，由于教员四散，郑天挺在开设“明清史”等课程的同时，也接过了“隋唐史”的教学任务。这原本是陈寅恪的讲授范围，陈氏的通博，对郑天挺来说，好似无形的策勉。他日课《隋书》、新旧《唐书》、《通鉴纪事本末》等基本史籍，“备授课之需”，往往要查考史料，直至夤夜。在授课时，郑天挺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颇为重视。当讲到杨隋世系及姓氏时，郑天挺注意到杨氏世系记载之错互以及复姓事，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集中阅读陈寅恪的《李唐氏族之推测》以及柯昌泗的反驳文章（p3），以期能有所平议。

在西南联大，教授们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在随意闲聊中，也往往产生学术的激发与演进。陈寅恪在构思《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期间，曾给同侪讲述过外族盛衰的连环性。郑天挺在1938年6月4日日记中曰：“读《唐书·四裔传》，成唐代外族势力消长表。”（p67）很可能便是受陈寅恪的启发。

尽管隋唐史并非郑天挺的学术专长所在，他也曾试图对隋唐史料进行二次整理加工，比如他关注到隋炀帝游幸的地方以及群盗并起的现实，便动笔编写《炀帝游幸表》《隋末群雄表》两种（p7）。《资治通鉴》是隋唐史备课的基本典籍，在阅读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通鉴》辞句的典雅，便专门准备小册，摘抄《通鉴》中的好辞佳句，题曰《通鉴属辞》，并作题跋曰：

“温公萃诸史以成《通鉴》。执笔皆一时之选，虽取材不自一家，不出一手，而摛藻遣辞，首尾自成条贯。南来多暇，乃摭意之尤喜者，不次先后，不求故实，录为一编，名之曰《通鉴属辞》，以为馈贫之粮云尔。”（p17）

如果《通鉴属辞》最终完成的话，那应当是了解古人文言着作遣词用句的极佳窗口。

避地西南的联大教授，对当地历史地理都很关注，加之地方史料相对易于获取，教授们便将西南史地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1938年的大寒节，郑天挺和魏建功、罗庸等聚会，谈到即将前往昆明，有人就劝说郑天挺“留意南诏史料”。听到这个建议，曾经在北大开设过“古地理学”的郑天挺当然很是“欣然”，在宴席上便“默拟一目”，包括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拟名曰《南诏书》。（p8）

等到同年3月3日到昆明后，郑天挺便在书肆中“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p33）此后很的长一段时间里，他持续阅读《昆明县志》，并详细记录72种引书。（p38）到1939年，郑天挺偶于《云南金石目略初稿》中注意到一通《圆通寺观音阁碑记》，便专门前往圆通公园，“意在访碑，竟不得其处。”（p138）在西南联大后期，郑天挺还曾详检方志，为撰写《大理县志》准备条目。（p1064）可以看出，郑氏为《南诏书》的撰写，作了长达8年之久的准备。

近水楼台，加上出身世家，郑天挺对云南大族的宗谱很感兴趣，也有过系统的研读。（p885-911）在秦缜略家里，他见到《云南乡贤事略》一册，对其史料来源《滇南诗略》《滇南耆旧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一一详细记录。（p37）后数日前往昆华图书馆，“意在购《云南丛书》”，并从中选取《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p40）就地取材，地方史料的获取给郑天挺的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对郑氏学术成果评述时，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占有重要一席。

相比于地方史地资料获取的便利，郑天挺的许多其他着书撰论计划，却因资料匮乏而作罢，他常常在日记中感叹“书荒之害”“苦于无书”。比如，1938年10月19日记：“上午草论文，以无书不能续。”（p99）他曾“略检《明史》及《续文献通考》，初欲写一有关明代学校制度之文，继恐非一二日可毕，乃止。”（p134）书籍的缺乏不仅中断了论文的写作，也影响了基本的授课。1938年12月21又记道：“南来图籍缺乏，余授明清史，竟不能得《明史稿》《清史稿》，仅于孟真处借来《明史》一部，余自沪带来《东华录》一部而已。”（p117）1942年，郑天挺在五华社寄卖《渊鉴类函》时，偶于书社架上看到残本蒋良骐《东华录》，这是他治清史“求之数年未得”的书，（p603）尽管不全，在国难时节偶遇，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了。

西南联大期间，学者的藏书大都难以随身携带，于是承平之时看起来极普通的典籍，也得需要多方购求。郑天挺治唐史需要的《新五代史》，得自于玉泉街旧书摊。他对《新旧唐书合钞》垂注已久，傅斯年听说后，便“举其所藏初印本以赠”。（p10）傅斯年曾对郑天挺有“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的评语。在书荒之际 ，这样的赠予足见傅斯年之意气慷慨以及与郑天挺的交谊之深。

尽管饱受无书缺书之苦，许多学术计划因此搁置，郑天挺有时也会尽力将一部分学术计划付诸实践，在蒙自南湖时，曾推论《隋书》中的附国即发羌，与吐蕃为一地，一年后曾连续多日查检资料，但有的书籍需要托人转借，有的则需要去昆华图书馆查检，“往往检阅数小时不能写一行”，（p140）当时学术条件对学术研究的掣肘，于此可见一斑。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行政事务缠身，日记曾流水账般记录日常生活：“七时起。八时入校治事。九时授课一堂。十时半归。午饭后小睡。三时半复入校治事。六时归。晚饭后至正义路购物，便道诣逵羽。十一时归，随寝。”出任总务长实属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务纷扰，郑天挺常常感到“不能作深湛之思”，故而多排比考订史料，“用机械工作以度此永昼。”（p336）

国难当头，文史学者读书作文多是有所寄托的，“好读遗民诗文”成为一时风气，而郑天挺则主张讲授研究“中兴名臣集”，这是由于尽管遗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但不免气象衰飒，而中兴名臣之作，却“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p18）郑天挺于1943年6月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尽管外有飞机轰炸，内有校务纷扰，日记却不止一次地提到“多暇”“清闲”。而“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郑天挺时刻警醒不可在这样的闲暇之中荒废。当他读到《聂继模诫子书》中说“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时，便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并在日记中记下“余自去冬南来，可谓事简责轻矣。志气恐日就痿痹矣，日就偷安矣。”（p45）于是效法《求阙斋日课》，制定下了读书计划：

史书，五叶至十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p45）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很欣赏《淮南子》中的一句话，“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p52）在公务繁忙与闲暇的间隙，郑天挺都坚守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郑天挺的学术专长为明清史。1944年4月3日，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去夏忽发《清史语解》之想，拟目四十馀条。”郑天挺曾经将其中的三条寄给邓广铭，邓氏即推荐到刊物发表。郑天挺在信中提到撰写此书最大的困难是“无字书及相关图籍，惟赖钩稽比证，得其大概”。（p813）不过，他对史书的书写义例一直颇为留心，郑天挺一直有编撰《史传纂例》的想法，因此有一段时间在《日课》计划中规定下午专读《汉书》《三国志》。（p57）遗憾的是，这一着述计划最终也没写成完稿。

一个学者的学术计划有时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志趣。郑天挺曾师事孟森，当南迁长沙时，听闻孟森去世，而《明元清系通纪》《清史汇编》皆未就，于是发心“努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p16）后来，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吴晗听说郑氏志愿后，“慨然欲以其所抄《清实录》相赠”（p53），“钞《朝鲜实录》八十册存北平……欲举以为赠。”（p55）若不是《日记》的出版，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历史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很多煌煌着作的温度。

郑天挺大凡着书之前，先草长编，这也是传统学问的一种家法。临近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郑氏拟撰《南诏疆域试探》，首先做的工作便是“先录诸书地名以为长编”。（p61）后来指导杨志玖作《元史》补的研究，也建议他“先作长编，以书为纲，先就一书录其《元史》未收史实，以备采择”。（p250）在读明代史料的过程中，郑天挺注意到《明实录》、明人笔记、《明书》《明事本末》《罪惟录》等，多有补正《明史》之处，于是准备整理成系统的《读<明史>札记》。1939年2月5日记：“近日颇思以平时讲述所蓄，编为明清史，即以札记为长编。现每日约钞二千字，一月可得五万字，暑假后或可着手纂辑矣。”（p130）这些方法看起来朴实，实则是读书作文的基本法。他的方法和陈寅恪的史学论着颇为相似，即是先摘录史料，然后考订，记成卡片，进而登之簿册。（p209）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郑天挺先是细读《明史》《明实录》等史籍，继而借阅明人如宋濂、高启等人的文集，“摘其有关明初史事者录之。”（p193）

民国时期，着书仍沿承文言着作的传统，多有接续文史典籍的计划。1939年6月20日，郑天挺与傅斯年、毛子水等聊天，傅斯年谈到自己有意纂辑《明编年》《明通典》，约郑天挺合作。毛子水也劝郑天挺作《续续资治通鉴》，郑天挺自道“拟别纂《明会要》”，傅斯年也极为赞成。（p160）过了三天，傅斯年晚饭后过访郑天挺，“谓前谈之《明通典》，拟改为《明志》”，两人于是一起拟定了《历法》《氏族》《经籍》等二十四个篇目。（p161）到了7月10日，傅斯年又过访，适逢郑天挺不在，便留字条曰：“前所谈《明书三十志》，兹更拟其目，便中拟与兄商榷其进行之序。果此书成，益以编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无力，公其勉之。”（p165）第二天，傅斯年同郑天挺重新拟定了《明书三十志》的目次，并准备约请毛子水、汤用彤等分任，用五年的时间写成。关于这部着述的书名，郑天挺为了区别于傅维鳞的《明书》，题名《明志》，和傅斯年商量后定名曰《明书三十志》。（p167）尽管着述计划已经讨论得颇为透彻，但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困难即是藏书不足，如郑天挺所记“手头仅有《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稗史》《痛史》诸书，殊不足用”。（p167）

郑天挺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主要着作之一《清史探微》的命名经过。

1944年3月30日记曰：“吉忱久劝余将清史考订文字集为一编，愧而未敢。莘田并为定书名曰‘清史然疑’。余不甚喜杭大宗为人，故不愿同其书名，且余所作，于清史多疑少然，用之亦嫌未允。今日拟用‘清史稽疑’为名，商之锡予，以为可，并请其作序。”第二天，郑天挺便拟定了“清史稽疑”的目录，并补上了几篇“待作”之题（p810）。一年以后，郑天挺考虑到“稽疑”之名出于《尚书·洪范》“明用稽疑”，而此书与“明用”无涉，于是准备改为《清史证疑》。（p1026）

一个月后，毛子水来郑家做客，郑天挺又将书名问题请其斟酌，毛子水认为“证疑”不如“稽疑”，但“稽疑”之名仍不煊赫，不如“索隐”“辨微”之名显。“二人商久之，定为《清史探微》。”（p1039）

同年9月，郑氏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依其所望，须有研究计画并研究着述与之。”郑氏便拟定了两项，一是“仍作《清史语解》”，二是“以馀晷作一《目录学述要》，分上下二部，上通说，下述例。通说分总论、书目、刻书、聚书、板本、校雠六章；述例以《史记》为证，集诸家书录考订板本、校雠之说。”（p933）

平心而论，这类选题都很有价值，如果能假以时日专注从事的话，都有写成学术名着的潜质。可惜战事之下，书桌不宁，直接影响便是学术思路的中断，郑天挺在1944年夏天的一个雨夜重拾《清初礼俗讲稿》，却发现“事隔年馀，当时情趣几于全忘”。（p854）郑天挺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读书所得又别书”，希望能日记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在今天，这册日记的价值已然是不可置疑了，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细节生动的西南联大，也了解到了所幸能读到的着作如何酝酿成型，当然更多的是未能完成的学术构想。

《日记》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场景：1940年除夕，研究所只有郑天挺、汤用彤的房间有灯光，远处欢声沸鼎，一齐过年，恰也没有日本轰炸机的惊扰。郑天挺点读《典故纪闻》之后，在日记中记下：

“以清静读书结束此二十九年，亦大快事。”（p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