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历史发现制其钱谷，官职分离唐末五代以来，拥有重兵的藩镇，往往兼领数州，不但操纵地方军事，也操纵着地方的政权、财权。藩镇在财政来源、征收办法方面，自成一个不受中央管束的体制。

即藩镇不但控制了国赋主要来源一一两税（在农村征收的夏、秋二税），并通过征收过境商税和自营贸易，为它们军事上的专横跋扈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央财政则因州县上供财物日见减弱而虚竭。这就构成了“君弱臣强”的经济基础。

宋太祖把改革军事机构的原则和经验，应用到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自建隆二年(961)开始，宋太祖陆续采取果断而有成效的收回财权的措施：1．由中央直接派京朝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路设转运使，州委通判，管领诸州县财政。酒坊、盐场等国家专利单位，增设场务监官。以上官员均由中央直接差遣。

2．明令地方财赋收入，除本地行政开支经费所需之外，其余全部输送京师，州县“不得占留”。

3．限制州府官员私自贩卖牟利活动。

从此，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为了减少地方节镇的阻力，收回地方财权，宋太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没有通过行政强迫的手段，而是采取像收兵权时尽量满足将帅物质需要的办法，即通过朝廷发“公使钱”给节镇大吏，供他们私人挥霍，以缓解矛盾。

在行政方面，为了加强皇权，扭转权力多中心的状况，宋太祖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采取了一些改革和临时权变的措施。

首先是降低宰相威望，分割和制约宰相权力，使宰相成为皇权的附属物。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天，宰相范质、王溥登殿奏事。按汉、唐以来的习惯，宰相奏事，坐在殿上和皇帝共议朝政，宰相位高望重，皇帝也尊他们几分。这一天，宋太祖却佯称：“我眼睛有点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等范、王二相走近太祖御榻跟前，宫廷侍从立即把二位宰相的座椅搬走了。自此以后，宋朝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了定制。从而更加突出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无比特权。宰相的地位下降了。

在中央，宋太祖实行政务、财务、军务分立的制度。宋初宰相的正式官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太祖为了分割宰相权力，又增设了“参知政事”一职为宰相之副。这样做既协助了宰相处理政务，又可以防止宰相专权。宋太祖又设立“枢密院”

执掌武事，设“三司”主持财政，号称计相。从此，宰相“无所不统”的行政权一分为二。宋太祖还不放心，为了防范宰相越轨行动，打破了唐代宰相操纵谏官任命、进退的制度，规定“台谏必由中旨（皇帝旨意）”，即御史台（掌纠察官吏的机构）官员与谏官的人选，须由皇帝亲自选定，宰执大臣不得干预。台谏官就成了独立于政府、顺从皇帝旨意的监督工具。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具有限制皇权性质的谏官，至宋代起摇身一变，却反过来弹劾宰相、臣僚，成了对皇帝负责，限制相权，督察政府官员的工具。

其次，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吏任命，采取了“差遣”的办法，即自中央六部二十四司、寺、监至地方州县长官的实际职务，要由皇帝或中书（宋初最高行政机构，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差遣的临时职务决定。这样一来，造成了官与职分离，名实混淆，权限不清的紊乱体制。使上下官吏的升迁，时时得依赖皇上临时差遣。差遣的直接后果是，后周旧臣虽全班人马留用，保住了官衔，然而，他们的实际官职还得等候差遣，即另行分配决定，原来所占的要害部门或实权，因而被朝廷新任命的官吏所顶替，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剥夺后周旧臣实权的策略，只是保持了他们原来所享受的待遇，不使他们感到“震动”而已。差遣，或者三年一任，或者二年一任，具有临时性质。由于名义不正，在位不久，做官的人不安其位，缺乏长远的打算，从而防止了官员所到之处生根盘踞的可能。至于地方州郡长官，统统由文臣担任，不许武臣插手，长官之外另设“通判”（州副长官、有监督长官之权），使其互相牵制。

这样一来，宋初上下相制，机构重叠的官僚体制形成了。条条权力渠道通向皇宫，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从宋太祖开始，中国封建皇权，走到了绝对化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