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余新忠：疾病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在学术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不过，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神情汇聚地读完这一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似乎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着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该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着，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再次重印。作为一部学术着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仅仅止于西方世界，该书出版不久，台湾的陈秋坤就以中文书评作了介绍。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而中译本直到1998年才问世于台湾。

该着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会耳目为之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的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000997,股吧)”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在论述公元前430—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

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二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作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物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数例。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等种种的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透过一般的因果解释，体认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显然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然而何以如此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重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疾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注重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的零散而不够丰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等等，作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年到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东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造访，使其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损。而后，大约在9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成长。第四章《蒙古帝国动摇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1200年至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西征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致。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疫病状态。主要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由于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醒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不少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是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频繁的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1.人类舍鱼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最后，尽管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用套用既有理论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关系的着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或误解中国医学在十九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和接种天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有关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认识显得有些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而细节的错误，更是在在多有，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些细部微瑕仍不足以影响该着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界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有些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故而在大陆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台湾中译本总体上是一个较为忠实原文的不错的译文，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对历史知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的调整，虽在醒目方面不无可取，但似乎也有些不够忠实原文之处。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译本居然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粗看之下，几乎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着作。故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这一译本，并借鉴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着之行文流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赐教的。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妻子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的修订中，叶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曾得到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对于以上师友和同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不用说，本书翻译上所存在的问题均由译者负责。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借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而具有长久的魅力。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橥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乃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更多的人重新省思认识和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译者序（二）

今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无意从网上得悉本书的作者麦克尼尔先生已经于去年7月8日仙逝。一代史学宗师的故去，自然会让如我这般深受启益的后学晚进感到哀伤。不过，更令我感怀的，似乎还是他再也不可能知道，由他推动兴起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影响远播，业已成为中国学界颇受瞩目的新兴研究，21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早已不再是他写作此书时几无成果可资利用的情景了。八年前，麦克尼尔先生为该书的中文版慷慨赠序，在感动和深受鼓舞之余，也不免对作者对中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依然缺乏了解感到些许遗憾。想起这些，并不是觉得作者有什么不妥，而是感到，中国学术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放眼国际，无疑还远没有可以沾沾自喜的资格。

这本完成于40年前的着作，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其对中文学界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末，才首次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正式面世也才不过几年时间。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该书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注目。十余年来，国内已经有三家出版社相继购买译着版权，大概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对于我们译者来说，在感到荣幸和欣喜的同时，也更多了一份对作者的敬意，以及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责任和期盼。

承蒙中信出版社和马晓玲编辑的见爱，本译文有机会再次出版。为此，马编辑做了大量工作，敦促我们尽可能全面地修正译文。在译文的修正中，我的研究生宋娟、朱绍祖和王沛珊给予了重要帮助，谨此说明并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余新忠

本文摘录自《瘟疫与人》，威廉·麦克尼尔 着，余新忠、毕会成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